草根影響力新視野 編譯/崔嫻
我有兩個奇怪的習慣，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被發現。我正在試圖決定，這種放任主義的做法是一種損失，還是一種獎勵。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學校和家庭都沒有花那麼多時間來觀察我們的怪癖。孩子們會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但大人們只是聳聳肩，除非員警或緊急醫療人員介入，否則他們不會注意。
二年級時，我和一個孩子共用一張桌子，他有節奏地嚼鉛筆，就像有人在吃玉米棒子比賽中獲勝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我漸漸發現，他嘎吱嘎吱的聲音讓人感到些許安慰。
當然，老師必須做出反應，她是這樣做的:她告訴他，他必須開始自己帶補給品，因為她的補給品快用完了。這聽起來就像老師說的口香糖:“我希望你帶的足夠全班同學吃。
這個孩子的口齒固著足以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梅勒妮·克萊因(Melanie Klein)著迷多年，或許他只是長著鋼鐵般的牙齒——但無論如何，學校唯一的官方建議是，把他自己的Ticonderoga 2帶到課堂上，因為他的習慣變得太昂貴了。
甚至沒有人想過把他送到諮詢師那裏去。他現在可能是牙醫或木匠，或者在Staples工作。小學時認識他的女孩都不想吻他，但除此之外，他似乎成長得很好。
我的問題，無論是情感上的還是認知上的，都與把東西按正確的順序擺放有關:我做不到。
我會開始寫單詞，但通常從第二個字母開始。我會寫“tree”，但要以字母“r”開頭，然後在單詞完成後填上“t”——如果我注意到了的話。很多時候我都沒有注意到。
我母親不保存童年時期的檔，所以我不能提供證據，但我對我的小檔記得太清楚了，在每項事情前面的大紅色圓圈。
除了這個怪癖，我還是喜歡寫作的。我喜歡認為我只是在超越自己，但是，如果這位老師非常注重細節的完美，不作任何懷疑，我就會發現我的成績落後了。我學會了補償，並確保檢查了我的作業。
我在算術上也會做類似的事情，只是它更系統化:我把數字轉換，總是在任意序列中把最後兩個顛倒。
我之所以精通乘法那一節，只是因為我熟記了乘法表。我的老師覺得這是一種作弊，因為它沒有反映出任何對練習背後原理的理解。她是正確的。
事實證明，對於我在她的班上連最基本的任務都無法完成的情況，她的看法甚至更加正確——不是因為表揚、成績不及格，也不是因為萬聖節放學後被留下來的痛苦——而我無法完成長除法中最簡單的問題。
當我把字母混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傻，因為我知道我想說什麼，老師也知道，即使我把字拼錯了。但我覺得自己在數學上像個白癡，因為數字不像字母，如果順序不完美，就沒有意義。
只有當我長大成人，我才明白這些是我大腦中奇怪的連接部分。我的數字顛倒得如此明顯，以至於任何曾經和我一起生活或工作過的人，如果我記下一個電話號碼，都會自動調整最後兩個數字。我用第二個字母開始單詞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我看了40年來我一直保存的日記，因為前面的字母總是擠在一起，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通勤者一樣。
然而，學習如何在自己的限制範圍內工作(尤其是在計算器變得便宜之後)也有它自己的好處。
雖然輔導和治療干預可以產生神奇的效果，但孩子也能發現自己處理世界問題的方式非常有效。她可能會發明一些方法，至少對她來說，把所有的事情都加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