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蛻變中的台北
作為一個都市的台北，在時間魔術師的催促之下不斷地蛻變。
這種特質相當不同於歐洲某些擁有悠久歷史的城市，如巴黎、維也納、佛羅倫斯、威尼斯等。人們走在那些城市所感受到的歷史時間，彷如凝固的大理石奠基於每座建築物底下，見證了歷史舞台上王公貴族，乃至販夫走卒所演出的歡笑與淚水。台北則像是一座永遠追求新潮、渴望變化的城市，這樣的躁動使得許多歷史建物，甚至青山、綠水、吊橋的美景，可能在還來不及成為城市記憶時，就已經消失為歷史的灰燼。台語片的膠捲，卻正好補足了台灣某些可能早已被遺忘的城市記憶。
1959年《王哥柳哥遊台灣》鏡頭看到的台北，與現在的台北完全不同。王哥、柳哥所從事的工作擦皮鞋，或踩三輪車，工作的地點都是在市區。市區之外，無論是北投、或新店碧潭，幾乎都是田園自然的風光。碧潭吊橋、扁舟、山川等天然美景，與現今所看到的截然不同到令人訝異的地步。
1969年誕生的《康丁遊台北》，則拍出另一種舊市區的都市景觀（如圖6）。從片頭鳥瞰的街景，我們看到當年的台北仍然是日治時代黑瓦的木造建物，及現代鋼筋水泥大樓並存的景象。新舊並存的都市景觀，似乎是日後台灣許多城市形成的過程中不斷地反覆著的基調。
台北的都市景觀，與台灣經濟社會變遷的過程是息息相關的。1960年代之後台灣社會變遷劇烈，都市鄉村的景觀也隨之急遽改頭換面。
研究台灣經濟社會變遷的學者，概略地將台灣經濟發展區分為兩階段：1950年代進口替代的內向階段，1960年代外向的出口領導成長（Crane 43）。第一階段的經濟是政府集中於從農業部門取得剩餘以投資容易替代的工業，而且透過一些機能，如匯率管制、進口許可申請及關稅保護，目的在保護民營和國營工業的建立，使它們能在國內市場銷售其產品。第二階段則是解除了原有的限制，而且允許國際資本來台投資。低工資且勞力密集的工業受到鼓勵而興盛。1961年左右台灣轉向積極性的獎勵出口計畫，工業產品的出口逐漸取代了台灣外貿中農產品所占的部分。1965年以後在主要的港口區域設置了特別加工出口區，其目的是要讓外國廠商在此地建廠，利用廉價的勞動力，進口大多數的科技與原料，它的產品則幾乎完全出口銷售於國外。
台灣經濟史學者林鐘雄則發現：1950年代國民政府以肥料換穀、隨賦收購、田賦徵實、貸款還實等政策控制大部分稻米，採取將稻米壓低的政策。雖然低糧價的政策，降低台灣農村收入，而1960年代中期台灣農村地區出現大量隱藏性失業人口，卻成為台灣發展勞力密集工業時，所需要的廉價勞工的來源（50-51）。
《康丁遊台北》誕生的1969年，正好反映台灣農村大量隱藏性失業人口走入都會謀生的階段。由南部鄉下流浪到台北的康丁，所看到的是已經逐漸邁向擺脫日治時代建築的市街意象，隨著主角人物出現，景觀視野走入住宅區的巷道。以現在尺度來看，略嫌低矮的房屋及極少數門口停放的汽車，使人行走的空間看起來頗為寬敞舒適。
對康丁而言，台北是一個既新奇又充滿樂趣的地方。雨傘懸掛著包袱的康丁，出現在當時台北繁華象徵的西門町，鏡頭背後的景觀即是1992年已拆除的中華商場（如圖7）。北門至小南門的中華路，原是清代台北城的城牆，日治時代拆除成為林蔭大道。1949年之後，成為大陸難民髒亂的違建區，1959年政府籌畫就地整建，1961年完成可以容納鐵路東西兩側1,486戶違建的鋼筋水泥的三層樓建物（張之傑 459）。此後三十年的西門町電影街、中華商場，可說是許多人對台北的最初印象。
康丁吹著口哨走在台北街頭，似乎幸福快樂的生活就在他面前開展開來。這種天真的樂觀自信，或許是1960年代無數來自台灣南部農村青年對這個新興都會一廂情願的期望。片頭曲的歌詞內容，頗能反映這樣的心聲：
出世在農村
阮是散赤人
生活總是真困難
以外不敢望
透早做到日頭暗
甘願做苦工
希望早日親像人
將來有所望
透早就起床
食飽就出門
盤山過嶺無人問
不驚路途遠
每日拚甲腳手軟
也是為三頓
今日修身若有向
心內有打算
神明有保庇
雨水真順利
每日生活免掛意
內心暗歡喜
媽媽時常有提起
結婚的代誌
阮也希望有妻兒
快樂過日子
歌詞描述1960年代大量出現在都市裡的農村青年：雖然是農村出身，一旦因為經濟困難而不辭辛苦到都市裡謀生，為了三餐飽暖，想要過得像常人一般的生活，寧可一早到晚做苦工。即使在都會落腳生活，仍然滿懷農夫看天吃飯的心情，只要日子過得去，就要感謝神明保佑讓雨水順利，農作得以成長收成。當他正在慶幸自己的經濟生活還過得去時，心底又燃起浪漫愛情的憧憬，如同母親時常提起娶妻生子的話題，那將是未來幸福人生的美夢。跟隨這部影片的鏡頭節奏來看，台北這樣的城市並非冷漠無情的，相反地，卻是充滿人情味的。康丁奉母親臨終之命，到台北尋找金蘭姨，請她帶他去尋找可以帶來幸福的人。當他決定隻身前往這陌生的都市，內心卻仍是缺乏勇氣，因而他隨身攜帶母親的神主牌位，擺放在他落腳的都市角落。當他徬徨無助時，母親的神龕是他最珍貴的寶物，也是內心禱告的對象。懸掛在牆壁上的神龕，如果沒有仔細觀察，很可能會忽略它的存在。相對於台灣傳統民居對祭祀空間的慎重排場，如紅木雕刻的八仙桌、頂下桌、神像、香爐、花瓶等基本擺設，《康丁遊台北》所再現的神龕，卻顯得如此簡陋狹窄，幾乎是以往台灣傳統民宅未曾見過的。康丁面對神龕祈禱影像，可說是再現了1960年代從農村到都市生活的移民形象與懷念南部家鄉的感情（如圖8）。
世界上許多美麗的城市都有河流蜿蜒穿過其間，如巴黎的塞納河，幾乎是許多到過旅客必訪的聖地，也是許多文學家描寫歌頌的對象。其實，台北也不例外，主要的河川包括流經大龍峒、大稻埕、萬華、公館、景美等地的新店溪，以及流經社子、士林、大直、內湖、松山、南港的基隆河。康丁與盲女雪英互訴衷情的地方，筆者從影片另一個角度拍到的「中山橋」判斷，應該是台北士林基隆河（如圖9）。
這座有美麗圓拱橋墩的橋，是日治時代所建造的，原稱為「明治橋」。而現在的中山北路，也就是日治時代的敕使街道。1931年台灣通信社的社長，曾描述圓山明治橋畔的綺麗視野：左邊越過稻田便可眺望大稻埕街側面，北方可遠眺大屯、七星、觀音等山在晴空中展現雄姿，右邊市郊村落則呈現若隱若現的田園景觀（田中一二 83）。不過，這個美麗的橋畔風景現在已消失，而中山橋也已經拆除。台語電影經常拍攝以此橋為背景的場景，可說是戰後台北重要的意象之一。
1941年台灣文學家張文環小說〈藝旦之家〉，描寫命運悲慘的養女采雲被出賣給茶行老闆之後，認識一位滿腦新觀念的好友秀英，兩人一同在台北太平町著名的化妝品店日進雜貨店工作，而閒暇之餘相偕前往郊區遊玩。文學家筆下的描寫，正好反映日治時代台北人的生活情景：
逢到假日，便買了些點心，與秀英到郊區，或者到圓山的明治橋下划划船，能夠這樣快樂地送走一天，已經夠她引以為慰了。不幸的人，即令是片刻也好，需要迅速地捕捉住幸福，感受出慰藉，以便得到滿足才是。兩人划船，或散步在郊外的當兒，總是從家庭問題、戀愛的問題到結婚的問題談來談去，而這時她們便儼然成了評論家，幻想著前面站著一大群男子，向他們高談闊論她的戀愛觀，委實也是件愉快的事（張文環 38）。
從日治時代的舊照片，仍可看到人們在圓山的明治橋下泛舟的浪漫景象。這座1934年十川嘉太郎設計的拱橋，兩旁欄干由花崗石砌成，兩邊各有一對造型典雅的青銅燈柱（李乾朗 172）。這座美麗的橋下的好山好水，在戰後仍負載著許多文學藝術的想像，成為眾多台語電影所鍾愛的場景。然而1968年，這座橋上花崗石欄杆與燈柱，在交通便利的現實考量下被拆除。整座橋體結構到了21世紀初，在「防洪vs.古蹟」政治角力下而成為最後的犧牲品。
至於與日治時代建築無關的基隆河，戰後逐漸污濁到使人考慮要加蓋的地步，而自然蜿蜒的河流曲線，在1981年防洪與商業利益考量下，將基隆河截彎取直。現在如果站在當年男女主角互訴終身的地點，放眼看到的景觀可能是寬廣筆直的大街道與街頭閃耀的紅綠燈。至於防洪等當年堂皇的理由，可能早已被人遺忘。是否此後的台北不再淹水，台北市民心中自有評價。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透過這部1969年的台語片所看到的台北基隆河美景，至今已完全消失。
藉著台語片的鏡頭，我們不但看到隨著台灣經濟社會變遷脈動而蛻變的台北，也讓我們更瞭解這樣一座看似冰冷的城市背後，也有其浪漫美麗的人文風景。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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