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要再有少年Ａ的絕歌
◎馬里蘭大學犯罪學博士 楊曙銘
十多年前，為了進行論文研究，我訪談了十六個少年殺人犯，在一次次的訪談中，探索事件發生時他們的心理狀況，以及家庭情形。絕大多數的少年是在打群架時犯下殺人罪，在同儕壓力下，集體鬥毆，若非警察找上門來，他們渾然不知自己已犯下殺人罪行。然而，在我訪談過的個案中，有很少數的少年，他們具有一些不同的特質；他們並非來自破碎家庭、也不屬於低學業成就、或是生長在弱勢家庭這些常被引用的高風險因子，而且他們在犯下殺人重罪時仍有自我意識，雖然多半是扭曲的。
這個差別絕對不是簡單的「邪惡」兩字可以概括。有更深層的因素，讓這些少年與周遭環境之間存在一層不容易交流的無形薄膜；也許，是同樣的原因，讓這些青少年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
從那時起，我便時時刻刻思索造成這種差異性的主要原因。每次聽到社會上有駭人聽聞的殺人案件，在哀傷之餘，我的思緒又會回到當初那些少年告訴我的生命故事中，想要找出一個解答，一個可以有效的防範類似事件發生的對策。
然而，這樣的事件仍然持續發生。閱聽媒體的強力放送，對細節多所渲染，造成人人自危；社會氛圍多半一面倒的支持「治亂世用重典」，相信極刑可以防止這種事情再度發生。
我抱著尋找答案的心情來讀《絕歌》，書中少年Ａ說到被逮捕後的心情：「那時候的我，面對『生』毋寧比『死』更讓我畏懼千百倍。」
看著少年Ａ的自白，對照著接觸過的少年殺人犯，我更確定極刑對這樣的犯人，沒有嚇阻的功效，也許反而可能是他們渴求的精神鴉片。
精神醫學專家Dr. Stuart Brown在研究許多犯下重大罪行的連續殺人犯時發現，這些殺人犯雖然家庭背景與社經地位不一，但是在幼年時期，都沒有機會與同儕一起「遊戲」，有些是因為家暴、有些是父母保護過度、家教甚嚴，因此被限制在家中不得外出。布朗博士強調，這些缺乏遊戲經驗的孩子無法建立與其他社會個體有效的溝通方式，也未曾因在不具惡意的打鬧中受到傷害（或是讓對方受傷害）而發展出同理心；也因此，長大後他們與外界無法在情感方面有效溝通，長期面對無法被理解（自己也缺乏理解他人的能力）的孤獨感，並傾向於建構出自己的安全世界。當離開家庭進入社會化情境時（例如學校），情感面的不成熟造成人際互動的困難，久而久之，自己所建構的世界被外界的刺激衝擊，平衡終究會崩毀。此時，如果本身又擁有優越的智能以及良好的運動能力，所造成的後果會更具破壞性，例如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槍擊案件。
少年Ａ的成長歷程也有類似之處，他的原生家庭看似完整，然而，幼年期間多半與溺愛他的外婆相處，這種予取予求的單向索討，並不能取代幼童所需的社交刺激，以及透過人際互動所得到的社會經驗。在人際關係疏離的現代社會中，直升機父母所拿走的也許不僅是孩子受傷冒險的機會，過度的保護可能反而造成孩子無法正確理解社會互動所需的有來有往，也讓孩子無法發展完整的同理心。
這世界上可能有許多潛在的「少年Ａ」但不為人知，在預知犯罪記事之前，我們有沒有可能先從家庭方面著手，讓孩子有機會面對多元的人際刺激，進而發現這些哀鳴的靈魂，或許能減少一位少年Ａ、少聽一次絕歌呢？
本文節錄：【絕歌：日本神戶連續兒童殺傷事件】一書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