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生物科技產業的奮鬥故事
二十世紀結束時，農業生物科技產業這輛隆隆前進的巨頭火車，嘎然踩下剎車。掌管孟山都公司永續經營的關鍵人物羅伯特．夏皮洛，對於公司在歐洲遭受的嚴重反擊，苦惱不已。農業生物科技在九○年代中，看似握有重要商機—美國與歐洲政府通過了第一批基改玉米量產、基改黃豆與玉米種子上市、美國農民也對此新科技非常期待—然而，到了世紀末，卻全成了一場風雨欲來的災難。彷彿只是一夕之間，歐洲食品加工業者選擇暫停使用所有基改成分原料、零售商停止販售基改食品、歐盟亦因一些歐洲國家的政策轉變，而於一九九九年起，宣布「非正式」暫緩通過新基改玉米。更糟的是，許多其他國家，特別是將大量農產品販售到歐陸的前歐洲殖民地，更加謹慎觀察此現象，並徹底撇清與基改新科技的關係。一連串事件，使得生物科技產業，遭逢前所未有的障礙。
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這些歐洲食品產業劇烈轉變，還有政府的立法措施呢？為什麼基改食品與種子的歐洲市場會突然蒸發，致使產業陷入一陣慌亂，劇烈改變科技方向？我們將探討看似急遽轉變的歐洲政治與政策，實則已經歷了十五年來持續不間斷的「反論述」工作，還有反生物科技行動份子，試圖阻止基改食品進入歐洲時，所精練使用的政治操縱。反生物科技運動第一階段，也就是一九九五年之前，多數活動以發展生物科技替代論述的方式進行挑戰「專家知識」，試圖影響各國政府與歐盟整體立法架構。整個過程之中，反生物科技行動份子也將他們的世界觀，帶入政策制訂與公眾意見政治領域。
八○年代與九○年代，多數歐洲政府與歐盟全體，都想塑造一股氣氛，建立可以幫助生物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與投資氣候，協助新科技在農業、醫藥與臨床領域實際應用。政府企圖達到這些目標的同時，反生物科技行動份子，也嘗試從許多不同的管道發聲。其中之一是試圖影響各國與歐盟針對基改生物「蓄意釋放」的立法。另一個方式，則是展開一場反對歐洲委員會建立「專利條約」（「生命專利條約」）的長期抗戰。這項條約將智慧財產權延伸到生物體，正如美國最高法院針對《鑽石與查卡爾巴提》案的決議一般。行動份子也努力說服國家與全球立法機構，更加嚴格控管這項成長中的新科技。
頭十年裡，行動份子的影響，大多都不是立即明顯的。以反生物科技聲浪最烈的德國為例，政府無視於德國綠黨與其他許多非營利組織的反對，仍舊持續支持生物科技產業。英國政府和德國政府一樣，毫不動搖地支持生物科技產業繼續發展，也無視數量逐漸增多的行動份子團體活動，同意支持生物科技產業申請歐盟立法通過。法國政府亦然，在九○年代多數時候，主動鼓勵基改玉米發展與測試。
然而，後見之明使反生物科技行動份子，在丹麥、澳洲等國家採取行動，協助奠定反生物科技運動的堅固基礎。舉例來說，早年由行動份子創造的替代論述，鑄造了大眾對生物科技的觀感。他們也舉辦抗議活動，逼迫政治人物與政策制訂者，承認人類對這項新科技的風險，還有許多不了解之處。最後，行動份子終於成功迫使歐盟制訂生物科技相關政策，讓新科技的發展得以重新調整節奏。該項政策建立的立法制度，奠基於基因改造的過程，而非由新分子生物科技生產的產品。一旦以流程為基礎的系統準備好了，行動份子就會利用歐盟的政治結構與因素，延遲或暫停讓新基改玉米審核通過。若以社會運動理論來說，反生物科技行動份子創造、也利用了新的政治機會，造成改變。
一九九五年後，第一批基改玉米抵達歐洲，行動份子得以利用具體商品反對新科技，也就是基改食品的實體。因此，反對運動情形大幅改變。透過消費者廣告與直接行動，行動份子利用產業的關鍵弱點，公開挑戰生物科技公眾意見。幾個因素從旁輔助了這些反對行動：其一是歐洲民眾對基改生物的敏感度提升，這點反映了基改食品運動論述的成功，他們認為基改食品高風險、不健康，且將導致農業生病。另一點，則是基改食品的商品鏈結構，提供行動份子可用以抨擊產業的關鍵弱點。第三點來自主導農業生物科技的孟山都公司企業文化，以其美國中心觀點，結合對自身科學的高度自信，相信能掌握大眾對生物科技的敏感，隨心所欲發展科技，將新產品上市。這樣的企業文化與觀點，讓孟山都公司成為行動份子絕佳的箭靶。他們也認為，公司無法預測大眾與政府不同的文化敏感、不同的公民與消費者權利觀，以及不同個體的生物科技觀。這些因素，讓孟山都公司將生物科技引進市場時，犯下了一些致命的錯誤。
以上情形清楚說明了在歐洲，反生物科技運動的核心，就是行動份子的事實。即便這些行動份子，以及他們參與的非營利組織，並非造成歐洲九○年代政策轉向與市場關閉的唯一原因，他們仍舊是關鍵因素。正是這群歐洲行動份子打了頭陣，反對農業生物科技，使之成為公眾議題。換句話說，反基改運動若沒有針對農業生物科技打轉，這項新科技將得到相當不同的迴響，有著非常不同的發展和結局，在歐洲與全世界皆然。不僅歐洲人將購買更多基改食品、在鄉間種植更多基改作物，全球其他地方，也不會針對基改食品、飼料與種子，產生如此強烈的爭論。結果卻是，歐洲基改作物種植與消費，因為九○年代發生的事件，大幅減少。所有含基改成分的食品，都清楚貼上了標籤。歐洲主要的農業貿易夥伴美國，則失去了重要的歐洲市場，南方世界的許多國家，也更加謹慎地引進基改種子。極少數反生物科技行動份子，有意識針對這些結果行動，而多數則更希望這項科技會徹底消失。因此，農夫、食品產業、政府對農業生物科技採取的措施，也深受行動份子的策略影響。
使生物科技不只是科技問題
社會運動學者長久以來始終認為，僅僅是社會不公、基本公民權利喪失，公眾健康或環境福祉威脅等現象，都不足以構成讓人民採取行動的理由，甚至將這些問題看作是社會問題。畢竟，所有的社會都充斥著各種形式的不公、排擠，以及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威脅。然而在一定的社會秩序中，並非所有問題，都被認為不可接受、必須採取行動補救，或甚至有辦法被補救。就一個社會問題而言（意即需要被注意或補救的問題），一些群體必須針對它形成反面意見，讓它成為問題。這時候，詮釋就有必要了。
回溯混亂的一九六○年代經歷，適逢環境議題、女權、反核與不結盟等運動，身處南方世界的行動份子，觀察北方世界一些具有傷害性的「發展計畫」，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出對科技的批判眼光。他們同時也對大企業的動機深表懷疑。因此，行動份子傾向於在社會經濟脈絡下，分析這項新科技。
反文化世界觀的概念與規範，在我們對反生物科技行動份子的訪談中，一覽無遺。
「這真的只是攸關控制和所有權的問題而已，」一名身在美國的行動份子觀察：「看到十三億英畝基改農地上正在發生的事，還有孟山都公司的生物科技在全球占了百分之九十一，你還需要知道別的什麼事嗎？我們在討論的，就是一家公司壟斷市場嘛！」另一位關心環境的行動份子大聲說：「很多人就是不明白我們沒辦法再重來一遍。這不像你對著一整片農作物噴灑農藥造成的毛毯效應。你知道，每一個基因改造生物都是獨一無二的，你沒有辦法知道那些生物體在世界上散播，會造成什麼結果。」在一個全體觀念與世界觀相近的社會脈絡中，這樣的觀點，於焉成了行動的號召。一位行動份子如此解釋：「他們（生物科技專家與企業）給的答覆是，『不，我們不會改變科技來適應生活；我們要改變生活，適應科技。』這就是為什麼我如此熱衷於反對生物科技，這樣子的未來藍圖……對我而言實在是太恐怖了。」
用如此批判的言語詮釋基因工程本質和意義，基礎就是我們用來嚴格審視這些發展的「文化特性」。這邊所說的文化特性，就是人們擁有相近的思考模式，傾向於以某種特定的方式思考或觀看事物。就生物科技而言，人們將某些與現代性相關的科技科學新發展，定義為有問題。文化社會學者的理論指出，人們共有的思考模式包含信仰、假設、圖像，與世界是如何（以及應該如何）運作的價值評斷，同時也包含了思考與分類的方式。通常這些方式被視作如此理所當然，以至於時常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這些模式仍舊建構了大部分的人類行為，即便人們沒有受限要依據它行動。然而，為了徹底理解這個群體，如何將己身文化特性轉變為對生物科技集體且持續的批判，再轉變為社會行動，我們的解釋必須從社會行動者共有的心智與道德世界，擴及到他們的社交圈與學術界。綜觀而言，這些元素構成了行動份子們主要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lifeword）這個字眼，具有深遠悠久的歷史意義。因此本書正式開始
前，有必要就其定義，探討一番。在社會學裡，這個詞常和阿爾弗雷德．舒茲（Alfred Schutz），和他的學生湯瑪斯．呂克曼（Thomas Luckmann），以及尤爾根．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一併被提起。這些理論家，將生活世界理解成是人類「老早」就很熟習的前意識（preconscious），因為人們都是誕生在這樣一個現存的文化與物質世界中。一個生活世界，經由一大堆前人帶入文化背景知識，為後人提供了共有的認知與規範參照標準。如舒茲所言，這種「自然而然的態度」，對人們來說是直覺式的，以至於根本不覺其存在，即使這些影響深入我們日常經驗的每個層面。
科學家的世界
正如我們前面所談到的，大型跨國企業決定向生物科技研究進攻時，往往會在科學排名大作文章。多數由他們聘僱的科學家，直接從大學院校被挖角過來，而大部分分子生物研究在學校裡進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同時也從大學延攬科學家。雖然許多研究型科學家，最初都不願意離開學術世界，因為在此他們坐擁中立的良好名譽，以及公認傑出的科學研究，而今他們漸漸也開始著手規畫新的職涯道路。業界能提供專業科學家幾項優於大學職位的優勢：遠高於學校薪資的酬勞、追尋自我研究興趣的機會，毋須費時撰寫經費申請書，以及與其他一流同事進行尖端科學研究的機會。
對在生物科技產業工作的科學家而言，特別是那些在大型且資金雄厚，如美國杜
邦與孟山都等公司工作的科學家，一九八○年代是美夢成真的時期。他們有資金、優秀的同事，也有追求基礎科學研究的機會，得以將研究成果發表最受人尊敬的科學期刊。身為一位科學家，還有什麼比這些更吸引人的了？拉爾夫．瓜卓諾教授（Dr. Ralph Quatrano），是在八○年代中期進入杜邦公司工作的其中一人。他在奧瑞岡州立大學擔任植物學教授，服務將近二十年後，同意暫時離開奧瑞岡，來到杜邦公司主持植物研究團隊。瓜卓諾回憶，他在這家位於達拉華州公司工作的三年內，公司科學專業的建立相當快速而令人印象深刻。從一無所有開始，杜邦公司單單在瓜卓諾教授的領域便聘僱了幾十位新研究者，讓他們自由發揮。「簡直像在天堂一樣。沒有預算限制……不論你想做的是什麼研究。」瓜卓諾教授這麼說，語氣中明顯帶有一絲懷念。
我擁有的很可能是我所能想像的最佳團隊，有十五位負責基本研究的研究員。三年內，我和一兩位博士後研究員，完成了一些最好的研究。我們的投稿一篇登上《科學》期刊，另一篇則上了《自然》期刊……在學術界研究時，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好成績！
最重要的是，完全沒有產品開發的壓力，至少在頭幾年裡是如此。
我們很難再高估科學家創立基因工程新世界時的興奮程度。重組DNA發現後的數年間，所有科學家一致強烈認為（尤其被媒體吹捧），這是一項實際上潛力無窮的新科技。根據當時的描述，基因工程可以使得魚類在刺骨寒水中生存，番茄不會在運往市場途中受傷，營養作物的產量得以增加。這項科技的先驅之一，瑪莉．戴爾．契爾頓（Mary Dell Chilton）一番話，反映了科學家共有的樂觀主義。「解決方法很快就會有，」契爾頓在生物科技誕生不久後宣稱。「三年內，我們有辦法（以基因操控）讓想像力帶領我們做任何事情。」
而事實是，契爾頓當時的評估有點太過樂觀。然而，科學進步的確在不久之後到
來。不到十年的光陰，科學家便成功解出如何生產合成人類生長賀爾蒙，把一種名為蘇雲金芽孢桿菌（又稱蘇力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的天然生成昆蟲毒素，藉基因改造技術轉殖到植物中，使植物對特定除草劑免疫。參與諸如此類的發現工作相當令人陶醉，更加刺激了科學家的學習欲望。在孟山都長期工作的一位科學家，如此形容：「像羅伯、菲爾和我是公司裡的主要科學家……我們都想著，你知道的，『來執行下一個大計畫吧。下一個挑戰是什麼？下一座要征服的山在哪？』」
關於新科技的安全顧慮，沒有太多討論。一部分因為他們受過技術訓練，另一部分則因他們對自己的科學知識感到自豪。大部分產業裡的科學家，堅信這些技術對人類和環境都是安全的。這樣的信任感越來越強烈，而那些以重組DNA科技工作的科學家，也比以往都更相信這項科學的「安全性」。「這和我們長期研究的東西沒兩樣；它只是更好，更有效率罷了。至少從我們過去十五年的科學經驗來看，這項科技本質上更安全。」一位植物病毒專家如是說。許多科學家欣然承認其中涉及風險，但他們評定為小型風險。再說，所有科技都與風險並存；這就是科技的本質。「所以問題是，我們說的，究竟是哪種風險？」一位在業界工作多年的生物化學家表示。
會有人體安全方面的疑慮嗎？我的意思是，因為已經徹底經過研究了，所以沒什麼是「有風險」的。這時候你就得說：「知道嗎？我實在沒法從這裡找到任何風險，所以沒錯，這是零風險的。」可是……有沒有可能明天就有人發現新的檢查工具和方法呢？
這是有可能的，但不一定。所以，如果有人對你說某樣東西是零風險，那他們就是太貪心。沒有什麼研究完全沒有風險。
另一名科學家則表示，若科學家與發明家被以高標準檢視，就沒有科技能為社會接受，或有機會上市。
如果你相信任何潛在的風險，都是不讓產品上市的理由—你也知道，我老是聽到這種說法—嗯，那根本就不會有汽車出現。也不會有飛機；大多數上市的藥品也不會上市……如果所有可能有風險的產品都不上市的話，我們現在也不可能用電話交談。
更重要的問題與那些風險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反對科技提供的利益有關。因此，實質上這與如何做出最好的選擇有關。一位植物生物學家表示，人們需要理解的，「就是它一定會有回報。這是風險評估，所以你想做什麼？是想在南方的棉花田灑上一億加侖的殺蟲劑，還是想種植蘇力菌基因轉殖的棉花？」許多科學家認為，期待所有科技都零風險，是近乎荒謬的想法。對他們自身和公司重點投資的科技來說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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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便利商店、市場上琳琅滿目的食物種類都是假象嗎？
「吃」的自主選擇權，在跨國企業從育種到食品販售都一手掌控之後就不斷地流逝……
我們該做什麼？我們能做什麼？全球各地的公民又做了什麼？
這些答案，或許都可以從「小」（公民團體）與「大」（勾肩搭背的政府與跨國企業）交鋒的精采故事裡找到。
對於基改科技的出現，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美好想像……
大企業砸下重金，從各地的一流學府挖角重量級研究者。這些出色的人才不再需要為了爭取經費而煩惱，只要和同樣傑出的夥伴一起努力找出更利於種植／養殖的基因改造方式，投身在自己熱愛的領域之中同時也造福人類──解決糧食短缺、飢餓的問題，更幫助許多小農脫離貧苦。
這樁美事，他們為何不買單？
開始有人察覺到，許多大企業之所以在生物科技產業投進大筆資金，不單單為了追求科技進步，也不僅僅是想順便海撈一筆，「造福人類」的背後暗藏著複雜的利益糾葛和食物安全問題。憂心一旦種子、農藥、販售管道都為同樣的財團所掌控，他們還剩下什麼？在政府與財團關係友好、狼狽為奸的情景下，他們該怎麼伸張自己的糧食權？
一個從歐洲開始覺醒的意識，如何蔓延全球，從網路上、餐桌上、世界各地串連起來，策畫一次次出奇制勝、小蝦米對抗大企業的精采行動？
了解之後，你還可以做更多
這些為理想而結合的群眾故事，及他們合作策畫的過程，不僅好看、不僅能令你更全面地看到糧食議題的全貌、不僅提供你更清楚能努力的方向和可能造成的影響，而從中獲得的啟發，更能延伸應用至各個公眾議題上。從糧食議題出發，關心每一個面向，並且為你心目中的美好生活而奮戰吧！
「本書探討跨國大企業與民間團體之間的對抗，解釋何以少數反基改人士能讓歐洲態度丕變而改採對基改不友善的立場，在美國沒那麼成功，而在非洲則發展出不同的故事。作者對基改科技及產品的態度較為中性，但也點出社會運動改變基改科技面貌的關鍵點。以這樣的觀點切入，本書在基改產業的書中獨樹一幟；引人入勝的寫法，讀起來令人欲罷不能。」──郭華仁，台大農藝學系教授
中文書名：把「吃什麼」的權力要回來：掰掰孟山都，世界公民的糧食覺醒運動
原文書名：Fighting for the Future of Food: Activists versus Agribusiness in the Struggle over Biotechnology
出版 社：臉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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