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隊等書
在市立圖書館排了五個月的隊，終於等來了這本書-《陸軍中將樋口季一郎的遺訓- 救了猶太難民和北海道的將軍》，去年由勉誠出版。
作者樋口隆一，著名的音樂研究者與指揮家。出版過著述、翻譯以及音樂光碟，獲得多種學術、藝術功勞獎。但隆一還有一個身份，他是日本陸軍中將樋口季一郎（Higuchi Kiichiro, 1888-1970）的直系長孫。
（二）第一屆遠東猶太人大會
1918年，樋口季一郎（以下簡稱）畢業於陸軍大學校。最初被派往波蘭擔任駐外武官。1937年-1938年，精通俄語的樋口季一郎被派到滿洲國，擔任關東軍哈爾濱特務機關的機關長。
1937年，四十九歲的樋口親眼目睹了殖民地的現狀。對狐假虎威而仗勢欺人，在殖民地賺個滿坑滿谷的「惡德日本人」的行為深惡痛絕，採取啄木鳥的廉潔措施，啄出這些害蟲。無疑，他的標配舉動出於維護帝國的威望與鞏固殖民地統治的初衷，但卻引來了一位猶太人醫生、卡夫曼博士的到訪。
卡夫曼是哈爾濱猶太人協會會長，也是亞洲地區猶太人解放運動的領袖。卡夫曼希望允許在流亡之地哈爾濱召開猶太人大會，呼籲世界阻止納粹德國的非人道行為。
樋口爽快地答應了卡夫曼博士的請求：
「若全世界能聽見博士泣血成聲的訴求，吾當盡微薄之力」。
實際上，這是一個冒險的決定。
因為就在一年前的1936年，納粹德國與大日本帝國剛剛簽訂共同《反共產國際協定》，標誌著軸心國的初步形成。日德關係時為核心價值。
樋口的舉動,在關東軍內部引起非議。
甚至有人認為應該罷免樋口。
1938年11月15日，來自東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兩千名猶太人代表集結在哈爾濱的工商俱樂部大堂，召開了第一屆遠東猶太人大會。
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文件記載，出於對德忖度，日本總領事館只派了副領事出席。
來賓的樋口最後一個登台：
「二十世紀的今天，對流放猶太人的行為，在人道主義之名下，我作為人類的一員，表示深切的悲痛」 。「給他們立身安命之地，他們必須有自己的祖國」。
可想而知，樋口這番激情演講得到困境中的猶太人多少淚水與掌聲。
在接受《哈爾濱時報》（1938年1月11日）採訪時樋口答，日德友好的基礎是共同對付共產國際，而對「思想穩健者」伸出援助的手，既體現日本的精神，也應該是德意志民族主義精神。在被問到是否在替帝國打猶太人的經濟算盤時，樋口答「當愛你的敵人」，這點是基督教與佛教、與日本精神的共同點。並重申離散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建立獨立國家的重要。
十年之後的1948年，猶太人實現了建國理想。
（三）猶太人的證言
2006年，卡夫曼的兒子在特拉維夫出版的《活在我心中的哈爾濱猶太人》一書中記載了發生1938年3月，樋口為猶太難民開闢「生命通道」的史實。
「猶太人試圖逃離納粹兵燹踐踏下的歐洲。當他們歷經千辛萬苦，乘坐西伯利亞鐵道火車到達國境小鎮滿州里時，日本官憲卻拒絕他們進入滿洲國，而蘇聯人正恐嚇威逼他們，試圖將他們強制押送回去。樋口將軍接受了哈爾濱猶太協會的請求，疏通了各種渠道，使得難民進入滿洲國。在哈爾濱車站，貝魯達青年會和瑪卡比青年會迎接並護送自己的同胞到旅館，第二天難民乘坐火車到大連，從大連坐船赴上海」。
實際上，此時滿洲國外交部甚至不敢發給擁有德國護照的猶太人過境簽證。
對樋口來說，這個決定意味著：小則追咎免職，大則人頭作廣陵散。
人命關天。
樋口沒有猶豫。立即遊說日本政府與軍部。
「日本不是德國的附庸國，滿洲國也不是日本的附庸國」。
高情商的人自有高朋友圈。
大連滿鐵本社的松崗洋右總裁給予了協力。樋口的上司，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採取了「不問」的態度，以「人道救助」回應了德方的抗議。
（四）因世界猶太人大會的聲援，樋口被免於引渡蘇聯審判
1938年，樋口被調回日本，作為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參與對汪精衛的日中和平工作。1942年由師團長升任中將。後被派往札幌，任第5方面軍司令官。
1945年8月8日，蘇聯單方面撕毀尚在有效期內的《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入侵日本屬地的樺太廳（今庫頁島南部），此地當時有四十萬日本居民。
即使在8月15日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後，蘇軍繼續對日本平民打、砸、搶、殺。
蘇聯的目的是以庫頁島為基地試圖南下入侵北海道。（身の毛がよだつ！）
樋口率軍防守，抵抗蘇軍的入侵。
日本戰敗後，斯大林要求將戰犯樋口引渡到西伯利亞審判，對蘇聯來說，樋口是對蘇間諜活動的總頭目，且重創蘇軍，負有不可饒恕之罪。
由於總部在紐約的世界猶太人大會發起拯救樋口行動，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拒絕了蘇聯的引渡要求，遠東軍事法庭也認定樋口無罪。
1950年，愛因斯坦博士訪問日本，戰爭已過去了五年。樋口夫婦應邀參加東京涉谷的猶太教會舉辦的祭典活動。主持活動的正是哈爾濱遠東猶太人大會時擔任樋口護衛的猶太青年可崗。此時可崗創立了自己的商社，而樋口境遇不能算好，可崗誠邀樋口擔任商社顧問，試圖變相報恩，但遭到樋口的嚴拒。
此時樋口才得知，以色列的「黃金冊」第四行銘刻了「偉大的人道主義者，General Higuchi」。
「我只是做了一個人該做的事」。
樋口退場。此後一直過著隱居生活。
朝鮮戰爭結束之後，樋口開始撰寫回憶錄，生前無法出版。他將手稿托付給作家相良俊輔。本書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遺訓》，包括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對北情報活動、兩次世界大戰、北方領土問題、戰後思考日本的和平主義、民族主義、教育、愛國心，憲法問題等等，基於他去世後由芙蓉書房出版的《回憶錄》，具有研究價值。
1970年樋口去世。昭和天皇親致悼文。
《朝日新聞》刊登《兩萬猶太人生命背後的恩人》。樋口本人的記載為「一萬人內外」，實際上他本人當時也無法把握救助難民的精確數字，事後根據卡夫曼的報告，幫助了兩萬人逃離納粹魔爪。
（五）人道主義乎？政治陰謀乎 ？
1940年，日本駐立陶宛領事館的代理領事杉原千畝（Sugihara Chiune, 1900-1986）違抗外務省的命令，向從德國佔領的波蘭境內逃到立陶宛約六千猶太難民發放過境簽證的史實，終於在半個多世紀後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被稱為「日本的辛德勒」，以色列國立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中的「外邦義人」中設有杉原千畝的列位。
但在時間上早於杉原兩年，救助人數上遠遠超過杉原的樋口，卻由於他的軍人身份，該紀念館中沒有一席位置。
據杉原的研究者、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白石仁章推測，作為外交官的杉原，也是一位間諜天才，熟知無論在帝俄時代，還是在共產蘇聯時代，反猶排猶不亞於納粹德國，其「義舉」中不乏從猶太難民中獲取蘇聯國內秘密情報的意圖，狹義上也可以說從斯大林的迫害中救助了猶太難民。
那麼，特務機關長的樋口，更難以排除這個因素。即便在流亡地的哈爾濱，上海，同樣猶太人與白俄之間齷齪不斷，利用這個間隙策反或獲取情報，也有可能。
另有一說，樋口的「善舉」與「河豚計劃」脫不了關係。儘管所謂「河豚計劃」最終由於日本加入軸心國並未正式付諸現實。
或者說出於良心的正義與人道主義的救助、獲得情報，以及本人富有彈性的國際常識多種因素比肩並存。不管怎麼說，事實上杉原與樋口為猶太難民開闢了一條生命通道。
美國學者路德·瓦庫認為，因「樋口通道」倖存的兩萬猶太人中甚至包括後來的美以兩國的外交官、科學家。在無法預測的大混亂時期，包括邱吉爾首相在內的歐洲政治家、官僚、軍人都未能對猶太人採取保護行動，致使六百萬人死於大屠殺。而樋口中將卻率先採取了有勇氣的行動，說明日本軍人中存在過具有人道主義的良識者。
音樂家隆一認為祖父在一戰時期寄宿在猶太人家庭以及深入高加索地區時與猶太老人的邂逅，這些感情為救助行動埋下了伏筆。
（六）我們自己的政府，對待災民，就沒有戰略意圖和政治陰謀嗎？
樋口的故事，使筆者想起兩位中國作家筆下中日戰爭作品。
一位是前不久去世的尤鳳偉，多年前筆者曾與翻譯家金谷讓訪問他時，他贈送了中篇小說《生命通道》，「如果沒有人道主義，人類就只有一團污穢」。他希望翻譯成日文。後來金谷的譯文發表在中日雙語刊物的《藍·BLUE》第13期。
《生命通道》講述的是日本軍醫高田與「漢奸軍醫」蘇原協力，以命實施「生命通道」計劃--秘密搶救日軍槍口下中國人生命的故事。
另外一篇是筆者翻譯的劉震雲的史實文學《溫顧一九四二》。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水旱蝗湯」（湯恩伯部隊駐守河南，災民頭上多一把砍刀），餓死了三百萬人。但在河南人沒有死絕，還繁衍生息，五十年後儼又成為中國人口大省。
什麼原因呢？
「1943年，日本人開進了河南，這救了我的鄉親們的命」。
日本人「給我們發放了軍糧。我們吃了皇軍的軍糧，生命得以維持和壯大。當然，日本發放軍糧的動機絕對是壞的，心不是好心，有戰略意圖，有政治陰謀，為了收買民心，為了占我們的土地，淪陷我們河山，姦淫我們的妻女，但他們救了我們的命；話說回來，我們自己的政府，對待我們災民，就沒有戰略意圖和政治陰謀嗎？他們對我們撒手不管。在這種情況下，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糧，是賣國，是漢奸，這個國又有什麼不可以賣呢，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在寧可餓死當中國鬼，與不餓死當亡國奴之間，河南災民選擇了後者。
這就是作者溫顧一九四二，所得出的最後結論。
這些故事並非為戰爭罪責洗地，而是在穿越冰冷的歷史隧道時，有點溫度，多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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