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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什麼要別人為我們（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 從福島核電廠與沖繩的美軍基地談起， 探討無所不在的犧牲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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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我人在福島縣的山木屋小學。那所小學距離福島市的東南方約三十公里，比阿武隈山地還要更深入山區。為我開車的友人曾在這裡工作過，在那之後，他仍繼續與這裡的孩子們保持聯繫，因此就由他為我帶路。
山丘上，校舍、體育館、中庭等皆整備得宜。從中庭便能眺望四周的群山翠巒，感覺很清新。友人暑假時會與學生們在這裡夜宿，享受觀覽滿天群星的樂趣，這一點很令人稱羨。
跟著校工E先生，我們環繞了中庭及建築一周。中庭的地面四處都是裂痕，校舍的壁面也有些地方出現裂紋，那是三一一大地震的爪痕。但是這些都還好，只要進行修復，學校就可以回復到原本安全的狀態。真正的問題是眼睛所無法看見的輻射。福島第一核電廠的重度氫爆等所釋出的大量輻射物質隨風飄散，連距離核電廠約三十公里的這個地區也遭受了汙染。根據四月十三日發表的福島縣調查結果，從這所山木屋小學的土壤中所檢測出來的數值（一公里五九○五九貝克），在縣內十六個市町村的二十所小學中是最高的。
從我拜訪的翌日起，山木屋地區約百名的中小學生與幼稚園學童，便開始坐巴士到距離約十公里遠的町中心學校、幼稚園上課。政府公布該地區全體皆為計畫性避難區域，所以在一個月內，所有成人也必須離開此地到其他地方避難，不過首先還是從容易受到輻射影響的孩童開始執行。據說在家長會裡，教育委員長發言說：「孩子們什麼罪都沒有！山木屋地區也什麼過失都沒有！這真是教人痛恨至極！」的確，若是福島第一、第二核電廠沒有發生事故，對居住在這裡的人們來說，核電廠大概是相當遙遠的存在。為了在相距甚遠的核電廠所發生的事故，他們竟然必須要離開自己熟悉的土地，這件事想必任誰也沒有想過。
在山木屋地區之後，我接著進入飯舘村。即使是在這種狀況下，山木屋地區的居民還勉強可以在同地區的川吴町內避難，但是鄰近他們東邊的飯舘村，卻必須全村遷移到別處去找尋避難場所。因為這片面積廣大的村落，全都被指定為計畫性避難區域。
飯舘村相當秀麗，山林、耕地與牧草區波狀似地蜿蜒成一片，隨處都有知名的「飯舘牛」在悠閒吃草。如果有人對輻射汙染毫不知情而來到此地，大概完全不能理解為何六千多位村民全都必須要離開這個美麗的村莊吧。而村民們自己大概也無法相信，為何在這片與核電廠完全不相干的土地上，經營在地農業與畜牧的自己竟突然得要離開村落？而且，還是在發生核電事故後又過了一個月的現在……
我接著向東前往南相馬市。它的市中心位於離核電廠二十∼三十公里的區域內，是被指定為在屋內避難的區域。大概因為這樣，在市內幾乎看不見人或車，在像失去了什麼的藍天下，燦爛綻放的櫻花似乎顯得很落寞。市政局一樓聚集了些災民，他們或是在窗口前排著隊，或是看著公布欄上的死者名單或從全國各地匯集而來的聲援留言。
從國道六號南下，向著核電廠前進。一如預期，在距核電廠二十公里遠處，豎立著「禁止進入」的告示牌與「停止通行」的光電板，警察封鎖了道路。「警戒區域」告示牌雖沒有強制力，但我並不逞強進入，而是掉頭北上。我在南相馬市與相馬市之間步行，勘查了海嘯留下的痕跡。
我是在福島縣長大的，父母皆是福島市人，但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我出生於現在的磐城市，只在兩歲時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在東京度過，到高中畢業為止，則都是在濱通、中通、會津等地的學校間輾轉來去。至於小學，則是在福島第二核電廠所在地的富岡町就讀。在那裡，我住了四年。
因為這個緣故，對我來說，不論是這次的大震災還是福島核電事故，都不是跟自己不相干的事。在那塊土地上，仍舊殘留著我人生中最初的記憶，而今它的自然環境與人民，正苦悶地發出悲鳴。而不可思議的，在我的體內，彷彿也能夠聽到這些難以言說的呻吟。那場事故是車諾比級「七級」的大事故，不僅富岡町會變成幽靈城市，說不定連整個「福島」都會消失。
從雙葉町、富岡町、南相馬市、飯舘村、磐城市以及福島市等縣內外聚集而來的「核電難民」有數萬名，其中還有數千名的孩童。每次透過媒體得知這些消息時，我總是難以克制的投入其中。
我追著連日來傳達事故惡化及災害擴大的報導，心中夾雜著不安、悲傷、困惑、憤怒以及罪惡感──我感到有股難以言喻的某種情感被撩起。
我們何時才能解決這個事故？在根本上，它可以說是能夠解決的嗎？雖然電力公司發表了「工程進度表」，但卻不可信賴。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我上述的那些理由，以及我難以公開的（私人）部分，我對於此次事故的感想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化為語言表達出來？而化為語言表達出來又真的妥當嗎？縱使我已提筆至此，卻仍然有著些許躊躇。
從責任中脫逃
至少我能說的是，核能發電是一個犧牲的體系。在那裡，有要求犧牲的一方，以及被犧牲的另一方（在核電的情況中，前者指的是人，但後者不只是指人）。要求犧牲以及被犧牲的兩方的關係，確實並不單純。這點與其他犧牲的體系相同。但是，儘管如此，這仍舊不能抹滅掉要求犧牲以及被犧牲者這兩者間的關係。
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們）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等）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沒有被犧牲者的犧牲，要求犧牲的那方不可能產生利益，也不可能維持利益。但這個犧牲通常不是被隱蔽起來，就是作為一個共同體（國家、國民、社會、企業等）的「尊貴之犧牲」而被美化，或正當化。而且，當隱蔽或正當化發生困難，或犧牲的不當性被揭穿時，要求犧牲的那方總是會規避自己的責任，並從責任中逃脫。這個國家的犧牲體系，是蘊涵著「無責任體系」（引述自政治思想學者丸山真男）而成立的。
在三一一之後，「無責任體系」持續發揮它那空虛的本質。
四月十九日，文部科學省發表了在福島縣內中小學及幼稚園裡使用校舍與中庭的基準，並規定年間輻射曝曬量超過二十西弗、中庭輻射量超過每小時三．八毫西弗
以上才限制戶外活動。根據這一基準，除了福島市、郡山市、伊達市的十三個設施，一般的學校活動都變成在認可的範圍中（在這之後，幾乎所有的限制都被解禁）。
這是充滿疑問的措施。根據福島縣的調查結果，縣內約七五％是法令規定的輻射管制區域，而二○％則是必須更加嚴格控管的個別受曝管制區域。即使用大人的基準來看，這樣的輻射量也是極高的，讓幼稚園兒童與中小學生在這樣的場所中活動，真的可以嗎？因為政府一直無法標明基準，就造成了縣內幾乎全部的區域都要避免在戶外活動。再者，核能安全委員會的委員在四月十三日發表了孩童年間受曝基準量「應該規範在大人基準量一半的十西弗程度」這樣的見解。但是，這個見解在翌日即以「不是委員會的決定」而被撤回，文科省二十西弗的基準於是取而代之。
一般成人的受曝基準量是年間一西弗！對於更易受到輻射影響的孩童，政府竟然容許其受曝基準要比一般成人還多上二十倍，這到底是什麼狀況？雖說這是非常時期所以才緩和基準，但是一開始，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才設定基準的？是誰，用什麼理由，以這種輕忽的態度設定了如此危險的基準？
四月二十一日，要求撤回此基準的市民與政府展開交涉，核能安全委員會與文科省的負責人皆出席了。但是，令人啞然的事實卻被攤開在眾目睽睽之下。文科省負責人竟然不知道輻射管制區域的意義，也不知道禁止未滿十八歲者進行勞動的區域有哪些，更不知道福島縣內有許多學校是符合輻射管制區域及個別受曝管制區域的數值。而他也回答不出來，為何從三月二十三日起才開始測量累積輻射量，之前的累積量卻不包含在內？核能安全委員會並沒有召開正式的會議，他們對決定基準量是二十西弗的審議過程也毫不知情。即便「（安全委員會對文科省）只是提供建議，並沒有決議」，但他們到底提供了什麼建議？五位委員到底各自提出了什麼意見？既沒有紀錄，也無法回答。對於市民所提出的問題，他們幾乎完全回答不了。
福島孩子們的未來，有可能因為這項決定而改變。不僅是健康災害，他們也有遭到各種歧視的危險。這件事到底誰要負責？許多父母過著無法入睡的夜晚，到了早上，又要將孩子送往學校。這樣真的可以嗎？身為父母，這樣難道不是在對自己的孩子做出無法挽回的事情嗎？應該要有人來回應這種不安，但卻看不見負責的人在哪裡。深刻的不安，竟被放置在完全的無責任之中（四月三十日，內閣官房參與小佐古敏莊批判了政府對核電事故的應對措施並辭去官職。這位輻射安全專家決定辭任的理由之一是：「『文科省所採用的年間二十西弗的這個基準』簡直是高到不像話，如果採納了這個基準，我的學者生涯將就此告終。我絕對不想讓我的孩子遭到這種待遇。應該要採用接近普通輻射防護基準的年間一西弗才對。」他如是說）。
前福島縣知事佐藤榮佐久的著作《扼殺知事──被捏造的福島縣貪汙事件》，此書的〈第三章 圍繞核電的抗爭〉、〈第四章 停止核電所有機體〉，可說是為推行核電的國策與實際執行部隊電力公司如何輕視當地居民安全的這件事，提供了珍貴的證言。
根據佐藤前知事的說法，在核電事故中，縣與自治團體沒有任何權限，只有袖手旁觀的份。例如，一九八九年一月所發生的福島第二核電廠三號機的事故，東電不顧反覆出現的警報，連續數天隱蔽了機體異常的事實。即使在終於報告了事故的當天，仍舊放任警報作響，任機體持續運轉七小時。而且在這個時候，「事故的消息是從福島核電傳到東京的東京電力總公司，再傳到通產省，然後再回傳到福島縣，拖拖拉拉繞了一大圈，最後在地的富岡町才終於從縣廳得到消息，實在是離譜。」福島縣也曾向通產省要求過要分擔責任，但卻沒有獲得任何回應。因為，「應作為核能發電國策的第一當事者──國家」，已經變成了「在安全對策上不執行任何主導權」的「完全無責任體制」了。
二○○二年八月，東京電力長年以來為了隱蔽在福島第一、第二核電廠內的過失而竄改檢查紀錄的事實，因內部人員的告發而浮上了檯面。而且，這個告發信件兩年前就早已被投遞到核能安全．保安院去了，但保安院不但沒有深入追查，亦沒有聽取告發者敘述事由及情報，反而通知東電告發的內容和告發者的姓名。根據前知事的說法，雖然「國家與東電是一丘之貉」，但是「國家才是真正的『貉』」。
無法再信任國家的前知事，退回了本來已允諾的混和氧化物核燃料計畫，並與國家、東電全面抗爭。但是，二○○五年十月，在內閤會議中決定的「核能政策大綱」，卻完全沒有反映福島縣所提出的意見，國家開始著手回收核燃料這個實際上根本沒人相信可以順利進行的計畫。
前知事說：「在這個看不見負責人的臉、誰都不負責的日本型社會中，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似乎下定決心要像旅鼠般全力朝向自我毀滅奔馳。狀況就如同約六十年前，向著既沒重要意義也沒勝算的戰爭突進一樣。所以我才稱它為『日本病』。」
難道只有我一個人認為，這裡似乎已正確「預寫」了三一一之後的破敗嗎？又有誰能夠否認，福島縣民是因「完全無責任體制」而最早被犧牲掉的事實呢？
在地自治團體根據電源三法而獲得了巨額的補助和恩惠。沒有什麼大型產業的地方能夠收到幾億元經費的支助，勞工的雇用也因此增加，大大潤澤了當地居民的經濟。難道該地不是在一開始時就視經濟發展為目標，而招攬核電廠進駐嗎？既然如此，那麼現在他們就沒有權利演出「被背叛了」、「不可原諒」的無辜受害者戲碼。類似批評，以及像是「自作自受」等的粗暴言論也同時並存。
但是，經產省與東電從以前開始，就藉著各種機會、使用各種手段，不斷宣稱「核電是多重防護系統」、「絕不可能因自然災害而導致核能事故」。「如果只聽到這些話，鄉鎮地區會相信也理所當然」（佐藤前知事）。就像以前的戰爭一樣，要想從輿論炒作以及投下巨大經費推行的國策中全身而退是非常困難的。的確，「被騙」也有「被騙的責任」。但是，比起補助金或其他，對當地來說，「安全」是首要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就不會有願意接受核電的住民。重大事故與補助金的「等值交換」是不成立的。
在這個意義下，為「絕對安全」宣傳背書的核能科學專家、學者、技師們的責任非常重大。如果沒有那些在經產省所召集的無數委員會、審議會中擔任職務，並接受電力公司巨額研究經費而被收編到國策裡的學者們，「核電安全神話」是不可能成立的。而那些為了廣告費就氾濫播放「安全」宣傳片，並排擠持批判立場的學者或記者的電視等大眾媒體，也犯了同樣的重罪。
被犧牲的是誰？
聽說在第一核電廠發生第二次氫爆的三月十四日至隔日，政府與東電間出現了相當緊張的對峙。十四日晚間，東電命令事故現場的職員全員撤退，並試探性提示了善後收拾將委任給自衛隊與美軍的處理方針。翌日，菅首相衝進東電總公司，駁回東電的這項方針，並怒斥：「現在只剩下你們了不是嗎？撤退實在太不像話了！你們必須要覺悟！一旦你們撤退，東電絕對百分百會垮台。」然後脅迫：「這不是東電垮台的問題，而是日本將來會變成怎樣的問題。」
真相到底為何並不明確。據一部分消息指出，東電幹部的說詞是：「我們商討著要撤退部分員工是事實，但要全員撤退則絕對不是事實。」如果東電真的有打算要撤退全數員工，那大概再也沒有什麼是比這作法更不負責任的了。「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依舊會很安全」，東電用這種花言巧語哄騙當地居民並獲取龐大利益，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卻說沒有能力處理而丟下問題逃亡，這種卑怯的行為是不被允許的。因為這麼一來，被留下來的當地居民該怎麼辦？生命與生活皆暴露在危險中的人們該怎麼辦？
另一方面，從東電的角度來看，「真正的貉」其實是國家。難道國家打算要將所有責任都推到大企業但在法律上也不過是民間企業的東電身上，然後逃脫嗎？東電大概是這樣想的吧。這就是「一丘之貉」的同志們在相互推卸責任。
問題是，菅首相說「現在只剩下你們了」的那個「你們」指的到底是誰？「必須要覺悟」的到底是誰？聽說東電認為「（首相）說『不許撤退』，就好像是在說『到受曝、死亡為止，都要給我繼續下去』一樣」，因而感到不滿。但是，被要求「到受曝、死亡為止都要繼續下去」的人，既不是東電的會長，也不是社長或副社長，而是核電內的現場工作人員。況且，他們之中的大多數甚至不是東電員工，而是通過子公司、孫公司雇用來的非正規勞工。再說，聽說現在在福島第一、第二核電廠擔任危險任務的作業員中有八成都是在地居民（來自擔任作業員健康檢查的醫師證言）。核能事故的災民，竟要自己擔任收拾善後的殘酷基層勞動。
也有些報導稱他們為「敢死隊」、「福島五十」，把他們當成英雄看待。終於，必須開始進行會受到大量輻射照射的工作時，該怎麼選擇「平成特攻隊」才「公正」一事也被拿出來討論。無論是志願還是命令，如果產生了受曝死者，那就應該像靖國神社的「英靈」一樣，把他們當作「為國家」、「為國為民」、「為日本」而奉獻出生命的「尊貴之犧牲」來表揚，只要給家屬〈如果有家屬〉精神上的安慰與經濟上的補償就好。他們難道是想講這些嗎？這樣的現實狀態，難道不是要為在「完全無責任體制」下推行的核電政策，以及享有它利益、權力的政治人物、官僚、電力公司幹部、核能學者與技師〈有人將他們總稱為「核能村」〉的怠慢、欺瞞、特權意識所招致而來的淒慘失敗收拾殘局嗎？這難道不是在上演現代的代罪羔羊〈scapegoat〉戲碼嗎？被災難襲擊的社會，為了從自身的罪惡中脫逃，而將全部責任推卸給沒有力量的羔羊，把它當作犧牲。就這樣，社會將羔羊視為解救自身的存在而崇敬奉仰著。
在福島核電的危機裡，媒體報導了核電基層作業員的部分工作實況。一天兩餐，吃的是乾燥的米飯與罐頭、礦泉水一瓶、穿著防護衣、戴著特殊口罩勉勉強強降低輻射量的輪班作業、無法洗澡、在防震大樓的大房間裡打通鋪等等。但是，關於遭受輻射的工作實況，東電卻幾乎完全沒有公開，媒體也不去報導。無論是在福島核電或其他的核電廠，甚至不僅是在這次的危機裡，事實上，在「平時」就一直存在著受曝於輻射中的基層勞工。而且這些勞工縱使被懷疑因受曝於輻射而產生的疾病與死亡案例多不勝數，但至今真相仍不見天日。所謂的「被懷疑」，指的是這些人就算是因白血病或癌症去世，也會因為「無法證實其與受曝之間的因果關係」，而無法被認定為勞災。在樋口健二所著《被抹煞在闇黑中的核電受曝者》〈闇に消される原発被曝者，二○○三年〉一書中，就以真實姓名介紹了像這樣「因不明原因死亡」的四則福島核電勞工及其家屬的案例。
我們可以說，核電是一種必須要在其內部和外部都同時預設犧牲才能成立的體系。無論是在日常或是在危機中，核電在其內部都需要受曝勞工的犧牲。若一旦發生大事故，首先被犧牲掉的就是當地及其周邊的人們、環境。接著，由於輻射物質的擴散，超越縣界、國界等其他更廣大區域的人們與環境也將被犧牲。所謂的核電，就是這樣的犧牲體系。
---本文摘自《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