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是勇敢的季節。一九九○年三月十六日,春寒料峭,幾個台大學生卻是怒火中燒,他們在中正紀念堂門口的牌坊下席地而坐,拉著布條,上頭寫著: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
那幾個台大學生裡頭,有一位個子嬌小,皮膚白皙,左臉頰中央有顆痣的女生,幾天以後將要站上裡頭廣場邊的台階上,頭綁黃布條,對著底下數千名靜坐的學生慷慨演說,指揮若定。
她是范雲,野百合學運最著名的一張臉孔。沒有人想到一開始幾個人的靜坐抗議,幾天之後釀成了幾千人的大學運,震驚全國。范雲那時是台大學生會第二屆會長,這使得她理所當然成了台大代表,得以參與校際會議,然而她本身台風穩健、思路清晰、表情堅定,頗有大將之風,也是躍上檯面的重要因素。當時媒體都將她與一年前北京天安門學運的柴玲做比擬。台大學生會第一屆會長是羅文嘉。
野百合學運的引爆點是當時的國民大會竟然通過了自肥條款,將增額代表的任期延長為九年,這使得原本早已顧人怨的萬年國會,更被唾棄。於是野百合學運最重要的訴求之一就是解散國民大會。
很多人對於野百合學運的印象來自電影<女朋友‧男朋友>,但裡頭錯誤還不少,比如把「解散國民大會」訴求,寫成了「解散國會」。電影裡頭描寫學運領袖錯綜複雜、愛恨交織的戀情,恐怕是導演自己的想像,那時幾對著名的學運情侶,都是純真的愛人同志,大家都認識。電影裡頭竟然演了男學生在靜坐場合與男警察磨蹭的畫面,這在一九九○年的台灣是難以想像的,那時同性戀者只能隱身在新公園的暗夜裡,連男同志、女同志這樣的詞都還沒使用。還有,當時的學運份子絕對不會無聊到騎機車朝人家新娘禮車扔石頭。
一九九○年,網路、手機還沒發明,連電腦都沒幾個人有,那時人跟人還會面對面交談,還會提筆寫信。第四台出現還要幾年,電視只有華視中視台視,報紙除了聯合中時,還有一個偏黨外的自立晚報。那時最紅的流行樂團是黑名單工作室,裡頭有一名成員叫陳明章,他們的<抓狂歌>寫出了台灣社會亟欲掙脫政治桎梏的活力。
雖然連繫與報導的管道不多,野百合學運還是能在幾天內號召了六千名學生,因為時代變革的號角已經響起,空氣中油氣滿布,一點火花,就能引爆憤怒炸彈。兩個重要國際因素: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柏林圍牆倒塌,冷戰結束,激勵人心;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發生天安門學運,台灣電視連播了好一陣子,更成了最好示範。
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一直到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之間,學生參與社會運動頻繁,但人數都很少,幾乎就是幾十張熟面孔。那時社會運動的火車頭是農民、環團、政黨,學生通常只是靜坐或遊行隊伍裡的一員。那時的社運,手段非常激烈,警察鎮暴也不手軟,最激烈的就是五二○農民運動,群眾佔據了忠孝東路,遭到警方強力驅散,磚塊與棍棒齊飛,許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那時的鎮暴警察,拿盾牌舉長棍,腳穿硬底鞋,幾百人列隊跺地前進,兜兜兜發出整齊響亮的腳步聲,軍容壯盛,十分震懾人心。
我正好在一九八七年進台大就讀,那時的社會運動可說無役不與。很多同學也想參加,但因為家長擔心或反對而裹足不前。我母親不識字,不看新聞,根本不曉得我在台北幹嘛。
一九九○年三月野百合學運爆發時,我已經從羅斯福路校總區,搬到了林森南路與徐州路口的台大醫學院男二舍,離中正紀念堂很近,靜坐期間不必在廣場上跟大家餐風露宿,可以回宿舍睡覺。
那時很多同學第一次參加學運,或者只是來看熱鬧,一坐下來不好意思離開,結果家長晚上找不到人,又沒有手機可以連絡,不少父母來到廣場上找人。參加學運其實沒什麼危險,那時的家長都成長於戒嚴時期,從小被告誡不要碰政治,才會有所顧忌。
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意義之一,就是破除了許多人的心理障礙,拋棄恐懼與過慮,像拋棄不合時宜的政治體制。野白合學運的隔年,發生了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學生一下子再度集結,推動了社會改革。
野百合學運期間,有一晚我溜到淡海,跟幾個同學夜遊。我們騎著機車在寬廣如機場跑道的大度路狂飆,後座女同學長髮隨風飛揚,像一面旗幟。夜遊隔天早上,同學回宿舍補眠,但我回到中正紀念堂,繼續加入靜坐行列。
二十四年後,再度看到了震動全國的學運興起。年輕人有了手機,使用網路,愛聽五月天,但青澀的臉龐之上,那股不畏權威、充滿理想、燃燒怒火的表情,跟二十四年前是完全一樣的。也看到了范雲以教授身分對著席地而坐的學生演講,很動人的學運世代傳承。
年輕的力量。
沈政男:1968年生,台中市人。 台大醫學系畢業,老年精神科醫師。長期以通識自我教育,科學與人文兩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