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所謂的易幟回歸22年之後，竟然遍地烽火地出現了人類迄今最令人驚嘆的反對自我的文化身分的「反中」運動。（圖／翻攝自YouTube）
作者／張陌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後被割讓的香港，從此成了一個殖民地，但它未在一九九七年結束它被殖民的命運，它並沒有真正回到所謂的祖國。九七之後的二十餘年，香港並未去殖民化，殖民進入了深層，潛流在港人的心靈，反而形成了去中國化的反諷情境。
更為諷刺的是，「一國兩制」竟是一個制度保障，讓去殖民化難以奏效；北京或許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次的香港國安法立法，將是一次真正的去殖民化的行動。它在未來完成立法並實施一段時期後，香港的去殖民成效才可能初見端倪。
香港「殖民」的繼續進行，不是在主權權力的軸線上展開，而是在文化、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軸線上延伸，從而盤根錯結地盤據於每一個底層的社區、次文化與學院，變得幾乎難以矯治。
這個軸線平時潛在水中十分隱晦，但偶而仍會浮出，最近的一則試題新聞即可以窺知一二，香港近日的中學文憑歷史考試，有一題即問考生：「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這個題目看似亦有開放性質，彷彿考生也可以陳抒否定的看法，實則在鼓吹一種日本侵華具有正面價值的殖民史觀。
殖民對於被殖民者而言，自然有其可以崇舉的作用，例如殖民者藉由高壓統治，可以橫移宗主國的制度、管理、思維、知識到殖民地上，直接促成被殖民者的若干進步。但殖民卻不可能因此在道德上得到讚許與稱揚，因為殖民是對被殖民者的民族與文化身分的抹煞與剷除，是將其原有的印記徹底滌盡的暴力。
亦即，殖民不僅僅是要將被殖者的反抗力量殲滅，而是將被殖者的心靈挖空，而換上另一副靈魂，這一新的靈魂將自己當成帝國的附庸與奴隸，心甘情願地為帝國獻身，而渾然忘記了他被宰制與驅犬的命運。
就以此一試題而言，出題者提供了三段文獻記錄，分別是1905年左右，滿清的教育家范源濂向日本法政大學校長梅謙次郎請求為中國留學生設置一年期的法政速成課程、1912年初黃興代表臨時政府寫信給日本前外務大臣井上馨要求對方委託三井洋行籌募資金支持新政府、以及三井洋行代漢冶萍公司借款250萬日圓給予中華民國政府的合約，三段都是日帝國對華的貢獻，卻絲毫不提日帝在一戰後藉巴黎和會強占青島德租界地從而引爆五四運動，成立滿州國讓中國處於分裂狀態，以及後續包括南京大屠殺之內等的侵略史實。
如此出題的背後思維，已經不是為殖民翻案而已，而是匐伏於地的崇拜與歌頌，認為殖民乃是落後者走上晉身階的唯一途徑，甚至是光明大道。這一思維的真正基礎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或種族，是無法透過自身的努力與蛻變，趕上以至於超越西方的，它擺脫落伍、卑微的命運的唯一辦法，就是央求西方或者像是已經脫亞入亞的日本這樣的帝國主義者，前來殖民自己。
這就是香港此刻的心靈寫照、就是香港人的心靈構圖，甚至連中國的民主人士亦不乏此類觀點。已故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亦曾提出「中國再殖民三百年」論，在「六四」的前一年，他接受香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訪談，劉曉波讚美香港因為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發展得太好了，金鐘反問那中國該怎麼辦？劉竟說：「中國應該跟香港一樣，讓英國人來統治三百年。」
香港在所謂的易幟回歸22年之後，竟然遍地烽火地出現了人類迄今最令人驚嘆的反對自我的文化身分的「反中」運動，無疑就是這一「殖民」潛流的一次強勁噴發，運動中在雨中飄揚的星條旗與米字旗，更是殖民體制仍然持續在這一顆小小的珍珠上統治的醒目明證。
當然，這更是「一國兩制」實際已經失敗的證據，它的失敗並不在於「兩制」，而在於「一國」，香港讓北京十分羞赧地發覺，它並未統治這裡，這裡無論是公民或是臣民，心裡真正的主子是華盛頓的總統或是倫敦的女王，從來都不是中央政治局、更不是總書記。
但「殖民」已如前述，它不是以主權作為表徵，它運用了一套更為精致的語彙：亦即民主與專制的懸殊與互斥。香港對著西方執起臣民之禮，但它的口中所表白的，卻是對民主的嚮往；而對於北京的起義，則是對專制華麗而堅決的抗暴。
在這裡，民主與殖民神奇地一而二、二而一，成為了密而不宣、心領神會的同義語，它在公開的場合、在宣言、在歌詞裡，都是以民主作為號召，但在其底層意識裡，卻是對於西方的膜拜與頂禮。然而，甘心作為一個奴僕的人，豈真嚮往民主？民主與殖民，實則是一組彼此絕緣、相互矛盾的名詞，卻在召喚、呼喊殖民的人的心中，莫名地成了相濡以沫的共生詞。
「國安法」就是在這個認知上出發的一次立法行動，它聲言要懲罰分裂、顛覆、暴恐與外力干預等四種罪行。但其最尖銳的目標，其實即是「西方代理人」，旨在割斷香港與西方之間的心靈殖民臍帶，要求從此刻開始，香港必須開始真正的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