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南生（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西方向全球殖民的第一個國家是葡萄牙，葡萄牙成為海上霸主後，理所當然地成為西方殖民史上的第一個老大。西班牙效仿葡萄牙投身航海，成為第二個殖民帝國，接著彎道超車，成了歐洲第一強國、第一殖民大國。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以後，成為歐洲新的老大。30年戰爭後，法國迅速成為歐洲大陸最強勢的國家，其擴張勢頭危及歐洲均勢和英國的老大地位。英國迅速調整外交戰略，促進了反對法國稱霸歐洲大陸的外交陣線的形成，此後，英法鬥爭成了近代歐洲的一條主線。當了歐洲100多年老二的法國，由於種種失策，特別是由於拿破崙三世的步步錯棋，最終失去了老二地位。總結法國的教訓，不難獲得有益的啟示。
一步死棋：幫助德國統一
法國生死存亡在於能否調動一切資源阻止德國的統一，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就維護法國的長期安全、爭奪對歐洲大陸的霸權而言，德國成功就是法國失敗，德國統一就意味著法國的危險。只有德意志地區處於一盤散沙狀態，法國才能依靠其領土和人口優勢稱霸歐陸。
要想阻止德國統一，並不需要拿破崙三世有多麼高的政治才能和外交天賦，他只要按照17世紀法國大政治家黎塞留的安排就足以讓普魯士裹足不前，讓德國的統一大業成為無助的泡影。可是，法國種種失策，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德國的統一。雖然法國不可能永久獨自阻擋德國統一的歷史趨勢，但面對德國統一這一事關法國地緣戰略利益的歷史程序，法國應該做的是儘量遲滯，而不是反過來促進這一程序。
（《德意志帝國宣告誕生》，油畫，安東·馮·維爾納繪）
當時，普魯士王國長期擴張而獲得的領土四分五裂，這本來是普魯士主導德國統一的巨大障礙。如果普魯士安心於德意志聯盟框架的安排，那麼德國統一便會遙遙無期，甚至胎死腹中。因此俾斯麥處心積慮地要摧毀這一框架，拿破崙三世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想法，也極力要摧毀它。因此，拿破崙三世不自覺地助了俾斯麥一臂之力，促進了德國的統一，等於無形之中自掘墳墓。俾斯麥利用拿破崙三世所推行的混亂政策，亂中取利，一步步地將德國統一這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變為了現實。
拿破崙三世為什麼要極力摧毀德意志聯盟框架？奧地利和普魯士都屬於德意志聯盟，奧地利長期居於領導地位。奧地利是一個保守的國家，德意志聯盟更是一個防禦性的體系，只要奧地利在德意志聯盟內保持領導地位，俾斯麥就不可能實現德國統一，法國東部邊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證。拿破崙三世卻繼承波拿巴家族傳統，以反對奧地利和打破維也納體系對法國的封鎖和遏制為己任，視奧地利為爭奪歐陸霸權的最大對手之一，卻從未料到普魯士有朝一日會打敗法國。這是拿破崙三世最大的一個戰略誤判。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拿破崙三世1859年聯合撒丁王國對奧地利開戰，幫助撒丁王國奪回了被奧地利佔領的倫巴第地區。拿破崙對奧地利的極力削弱實質上是給了普魯士最大的助力，法國間接培植了近在咫尺的最大對手。當拿破崙三世坐視奧地利1867年在普奧戰爭中失敗後，當時法國的資深政治家梯也爾哀嘆，“奧地利的失敗意味著法國400年來遭到的最大災難。從此失去了一張阻止德國統一的王牌”！
阻止德國統一，離不開法俄合作，而拿破崙三世一手造成法俄交惡，在克里米亞和波蘭問題上屢次冒犯俄國利益。拿破崙三世首要的外交目標就是削弱俄羅斯和奧地利這兩個仇家，使法國擺脫維也納體系獲得行動自由。拿破崙三世反俄，主要是歷史恩怨——拿破崙一世帝國被俄國與奧地利擊敗了。1856年《巴黎和約》中關於黑海中立化的條款，禁止俄國在黑海地區擁有海軍，剝奪俄國在巴爾幹地區的特權。這一條款主要是為英國的戰略利益服務，法國毫無所得，拿破崙三世卻信守這一條約，法國由此背上了維護條約的長期戰略負擔。拿破崙三世缺乏戰略眼光，加上虛榮心作祟，在黑海中立化這一俄國引以為奇恥大辱的問題上毫不讓步，導致法俄之間無法聯手反對德國統一。
相反，普魯士為尋求俄國在普奧與普法戰爭中保持友好中立，支援俄國廢除《巴黎和約》的有關條款。普魯士由此獲得俄國的豐厚回報：俄國在普法戰爭期間在俄奧邊境部署了10萬軍隊，防止奧地利倒向法國一邊。俄國表示，如果奧地利進攻普魯士，俄國則向奧地利宣戰。法國為什麼會輸掉普法戰爭？俄國支援普魯士是一個關鍵的外部因素。歐陸其他四國：英國、俄國、奧地利、普魯士，法國全得罪了個遍，這直接導致普魯士大舉入侵法國時，法國在普魯士進攻下潰不成軍，其他各國都袖手旁觀，坐視巴黎被攻佔。最後，德意志帝國在凡爾賽宮內宣告成立。
事實上，德國統一某種意義上並不為歐洲列強所歡迎，因為德國統一會導致均勢體系崩潰，這是列強不想看到的。從這個角度說，拿破崙三世拿了一手好牌，卻打得稀巴爛。
一步錯棋：嚴重透支國力
近代法國未能處理好國家實力與具體有限目標的關係。法國在崛起程序中追求的目標過於宏偉，不得不透支國力，違背了外交戰略只能追求具體和有限目標的原則。法國一會兒想要建立一個在法國君主領導下的歐洲聯邦；一會兒要輸出法國大革命的各項觀念，把整個歐洲改造成為自由、平等與博愛的人間天堂；拿破崙時代又要模仿歐洲傳統王族建立波拿巴家族對全歐洲的統治。一句話，法國百年歐洲老二的歷史，就是一部用刺刀講法國故事、輸出法國模式的歷史，但是，這並未能清晰定位國家核心利益，也無法確定具體有限的外交戰略目標，最終只能是透支國力，得不償失，勞而無功。
法國崛起程序中的自然邊疆問題事關法國核心利益，一直是歐洲國際矛盾的焦點，法國為獲得自然邊疆進行了長期鬥爭。這個目標不能說是錯誤的，因為法國獲得由萊茵河、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脈圍繞的自然邊疆，有繼承歷史文化傳統和簡化地緣政治環境的雙重合理性，而且追求自然邊疆也是一個具體和有限的目標。鑑於法國文化的吸引力和新制度的優越性，法國故事和模式對自然邊疆內其他民族不乏吸引力。正常情況下，自然邊疆既然是擴張的目標，也應該是擴張的終結。在督政府時代，藉助於法國大革命的巨大影響力，法國完全實現了這個目標。
（普法戰爭場景繪畫）
但是，法國卻大大突破了這一目標，拿破崙越過自然邊疆把荷蘭、北德意志、義大利一部分，達爾馬提亞部分地區納入法國範圍內，法國由此走上戰略負擔過重、嚴重透支國力的道路。自俄國潰退，反法聯盟鑑於拿破崙超群絕倫的軍事能力，對徹底戰勝他並無把握，因此願意在承認法國自然邊疆的基礎上進行和談。這本是法國的戰略機遇，但拿破崙卻拒絕了這一相當優厚的條件，最終法國戰敗後，在歐洲大陸的邊界被迫退回到了1790年的邊界。面對反法聯盟，法國的命運只能是孤身奮戰，嚴重透支國力。法國決策者不能把外交目標與本國的外交能力和國際權力結構中的恰當地位相匹配，因此就只能事倍功半，坐失戰略機遇期，對有利的地緣政治環境得而復失了。
一步昏棋：煽動討好民意
拿破崙三世是操縱民意的高手，從沒有輸過一次全民選舉和全民公決，每次都能恰到好處地讓民意成為自己的後盾。1848年普選，他參選總統，贏得了1000萬選民中700多萬人的支援，而在1852年是否支援他稱帝的全民公決當中，783.9 萬票對他表示支援，25.3萬票表示反對，真真正正地讓他成為了“民選皇帝”。哪怕到了帝國末期，1869年第四屆立法團選舉中，反對派只贏得不到40%的選票。1870年4月的全民公決，735萬票贊成帝國、153.8萬票反對、190萬票棄權。農民一直是拿破崙三世的鐵桿粉絲，這位皇帝即使走下坡路時，也能在全民表決中取得勝利。
民意與國家利益不能劃等號，順應民意不等於維護國家利益。成熟的外交善於打民意牌，但民意不能成為外交博弈的標準，外交更不能被民意所綁架。拿破崙三世依賴民意為政權基礎，從第二帝國的體制和歷次全民公決的結果來看，他的統治的確有民意基礎，他代表了現代政治家的風格。他為了政治投機，常常煽動國內民意，但民意被煽動起來後，他自己竟成了被煽動起來的民意的俘虜。普法戰爭前，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優勢雖然打了折扣，但並非不可挽回，更沒有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犯不著去打一場毫無準備，不計後果的戰爭。然而，當時法國狂熱的憤青們深深地感染了拿破崙三世，拿破崙三世的好戰與虛榮又反過來鼓勵、刺激了憤青現象，許多人都以為法國天下無敵，都以為普魯士不堪一擊，誰敢說不同的話，馬上就會被人看成是不愛國。拿破崙三世迎合民意而不能駕馭民意，順應潮流而不能駕馭潮流，他在歐洲和全世界採取冒險政策和在德國統一問題上遭受最終的失敗的確有其歷史的必然。
一步敗棋：輕啟對外戰爭
拿破崙三世的時代，是法國對外戰爭最頻繁的時代。1854年對俄國開戰，1859年對奧地利開戰，1860年遠征大清，1862年遠征墨西哥，1870年對普魯士開戰。而且要命的是，經常這一仗沒打完，又發動了另一場戰爭。連綿的戰爭耗盡了法國國力。雖然拿破崙三世發動的戰爭並非沒有收穫，但法國不僅未能把這些收穫轉化為優勢，而且很多戰爭最後不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克里米亞戰爭、反奧戰爭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勞而無功（墨西哥冒險、干涉美國內戰），最後，普法戰爭導致了第二帝國的滅亡和割地賠款，他自己也成了階下囚。相比之下，之前兩個王朝戰爭少得可憐——七月王朝的18年裡面，除了開拓阿爾及利亞之外，幾乎沒有發生過對外戰爭。
（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
法國的戰略博弈分不清先後輕重。例如，拿破崙三世跑到全世界去消耗法國國力，坐視普魯士在法國眼皮底下由弱轉強而無動於衷。離法國本土越遠，拿破崙三世就越敢冒險，離法國本土越近，他反而極度的謹小慎微。法國在歐洲與俄國和奧地利開戰時，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也大打出手。在亞洲把越南變成法國殖民地，入侵柬埔寨和暹羅，夥同英國參與第二次鴉片戰爭，還入侵敘利亞；在非洲完成了對阿爾及利亞的全面征服，侵入了塞內加爾，再次進入埃及並開鑿了蘇伊士運河；在美洲進行了墨西哥的冒險、與英國勾結干涉美國內戰，真可謂四面出擊，處處點火。
一步蠢棋：熱衷博取虛名
外交離不開虛虛實實，既不能都來虛的，也不能都來實的，關鍵是來虛的也是為了來實的，不能把來虛的當成來實的，更不能把虛的東西看得比實的東西更重要。拿破崙三世最大的問題在於不善於區分虛幻的意識形態、歷史恩怨、個人情感與現實的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間的關係。他的種種舉動純屬浪漫主義，對國家利益有害而無益。他對奪取法國的自然邊疆這一涉及法國核心利益的事情不敢造次，對純粹的虛榮——獲得“歐洲民族自決的庇護者”、“義大利的解放者”、“東方基督徒的保護者”、“拉丁美洲天主教帝國的締造者”等等諸如此類的稱號——卻十分在意、勇氣十足。
1854至1856年，法國藉口與俄國爭奪奧斯曼土耳其境內基督徒保護者的稱號和耶路撒冷“聖墓”的鑰匙，聯合英國發動了克里米亞戰爭。對法國來說，這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除了證明拿破崙三世熱衷博取虛名，看不出法國在此戰爭中有何長久的戰略利益。
拿破崙三世不懂現實的國家安全高於抽象的國家榮耀。他年輕時加入過義大利的“燒炭黨”，對這一經歷念念不忘，一上臺便宣稱“法意兩國是爭取崇高事業的戰友”，因此採取了支援義大利統一的非常行動。這一舉動不管是出於個人信念、意識形態、歷史恩怨或者家族情感，都嚴重違背法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使得法國又出現一個統一與強大的鄰國，使得法國傳統的擴張路線受阻。
近代法國在歐洲失去百年老二的地位，蹩腳的外交無疑是一個主因，拿破崙三世扮演了特殊角色。基辛格認為拿破崙三世是法國19世紀後期國際地位下降的罪魁禍首，他在其名著《大外交》中這樣評價拿破崙三世：“他的外交政策全盤盡輸，原因不在於缺乏理念，而是他無法自眾多的想法中理出一個頭緒，或分清理想與周遭現實間的關係。他一味追求虛名，從未有一貫的政策作為指引，他受制於一團紛亂的目標，其中有些更是相互矛盾。每當面臨事業上的重大危機時，各種不同的直覺反應便會相互抵銷彼此的力量。”戴高樂對此總結說，“法國所取得的勝利總是一時的輝煌，而遭受的災難卻是永久性的”。
拿破崙三世是法國自路易十六以來統治時間最長的統治者（18年皇帝，再加四年總統），甚至比路易十六本人（14年）、拿破崙皇帝（從1799年到滑鐵盧戰役，總計16年）、戴高樂（12年）都長。馬克思、恩格斯對拿破崙三世評價極低，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馬克思稱他是“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拿破崙三世的實踐表明，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蠢材，有時候真能斷送一個國家的國運。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駐蘇利南共和國大使、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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