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年齡下修涉及修憲，不僅茲事體大更平添不少變數；不在籍投票則僅需立法便可完成，實現門檻遠低於選舉年齡下修。（圖／翻攝自中央選舉委員會官網）
作者／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立法院在3月27日一讀會通過國民黨立委提案的「18歲選舉權，20歲被選舉權」憲法修正案，1994年以來政壇話題不斷的下修選舉權主張，因此再次受到社會關注。朝野對此提案的共識度甚高，未來進行修憲，若未橫生枝節綑綁其他修憲議題，通過的機率相信不會太低。
但在國民黨立委大動作宣布提案下修選舉年齡後，不到一周的時間，又有林為洲、溫玉霞兩位委員，分別領銜提出兩個《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相較起來，這個提案所受到媒體的關注度，並不如年齡下修議題。尤其，年齡議題有「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新公民議會」等團體大力的鼓吹，「不在籍選民」似乎缺乏後援盟友，國內呼應的聲勢薄弱許多。由於立院多數的民進黨對不在籍投票存在不少疑慮，這兩個草案想要通過立法，很難不讓人覺得悲觀。
但就落實民主價值而言，不在籍投票的重要性，其實明顯高於下修投票年齡案，國內給予後者較大的關注度，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例如美國在南北戰爭時期便已實施不在籍投票，但卻遲至1971年才通過投票年齡下修，因為前者的民主意義遠較後者更重要。我國反其道而行，透露出政治人物以民主偽善包裝政黨私心的動機。
剛滿十八歲的年輕人，享受了上一代創造的繁榮與安定，在還沒有機會證明，他們能為社會的永續發展盡到責任前，成年人便忙不迭地要把決定治國人選與公共政策的權利交付他們，是否有些過於急躁？若干研究早已指出，今天西方國家政黨的偏激化，便與當初投票年齡的下降不無關係。且社會學家也指出，現今年齡下修而受益的「Z世代」年輕人，無論是責任感與成熟度，也都不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同年齡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故而，下修投票年齡並非不能做，但順序上是否應先補強其他民主實踐上的不足？或先配套提升年輕人的責任心？（參見筆者刊載於「優傳媒」文章<�降低投票年齡，是否同步提升年輕人的責任心？>）
台灣屬於海島型經濟體，產業的繁榮有賴於國際合作與外貿拓展，故而每年總有上百萬同胞，必須常駐國外或遊走各國。他們的辛苦打拼，創造了台灣超過67%的國民生產總值(GDP)，說他們支撐著台灣的生存命脈，一點都不為過。但他們海外打拼的成敗，有很大部分取決於國家政策的走向，如關稅稅率、進出口限制、投資保障等。然而，這些經常出門在外的經濟奇蹟締造者，卻常因無法參與選舉，政治意見並未受到國內政黨的相對重視。長期忽略這批人的政治參與權，台灣不僅沒有資格談民主，甚至顯得忘恩負義。
旅居海外台灣人在投票人口上的比例，應該高於現今18歲到20歲的年輕人，但為他們爭取政治參與權的呼聲，卻薄弱到幾乎聽不見。原因之一，便因這些公民較為成熟，具有獨立的政治判斷與主張，故而藍綠間並不存在過度懸殊的比例，但卻也因此引不起兩大黨為他們據理力爭的興趣。相對的，台灣年輕選民傾綠卻浮動，民進黨力求固守國民黨則亟思突破，讓這世代年輕人爭取到不成比例的政壇聲量，造成選舉平權的目標遭到扭曲。
選舉年齡下修涉及修憲，不僅茲事體大更平添不少變數；不在籍投票則僅需立法便可完成，實現門檻遠低於選舉年齡下修。朝野兩黨捨更重要且容易實現的立法不為，卻將心力集中於年齡下修的高難度修憲，莫非根本無意擴大選權平等，而只是為了累積將來鬥嘴的本錢？
行政單位在揣摩執政黨心意後，每每以技術問題搪塞實施不在籍投票的可行性。但如果連菲律賓、泰國都已實施不在籍投票，自詡國民素質高於這些國家的台灣，究竟又有何具說服力的理由，長期延宕這項制度的施行？根據統計，現今國際已有八十餘個國家，具有實施不在籍投票的經驗，台灣若有心推動，並不難找到符合國情的參考實例。問題是，裝睡的人叫不醒，所謂民主，在台灣不過是政治鬥爭的手段，而非上下真正追求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