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落後是從明代開始的，它的落後與明代三個外交戰略的失策有很大關係。（圖／翻攝自百度百科）
作者/袁南生 （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
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世界歷史發生突變的重要時期。西方引領「大航海時代」，把世界的東方和西方直接聯繫在一起，從而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國際性格局，世界從此一步步進入全球化軌道。
同西方相比，明朝本來更有資格和實力引領世界全球化的進程。當時，按國家綜合實力相比，沒有一個國家比明代中國更發達、更先進，1500年，明代中國取代印度成為世界GDP第一大國；史書有云：明代，無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歲幣，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是繼漢唐之後的黃金時期。
綜合各種因素，明朝在中國古代漢族大帝國中是地緣政治環境最好的一個：明朝沒有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宋之遼金蒙之類的心腹大患，盤踞北方草原的主要是蒙元殘餘勢力，這時分裂為韃靼與瓦剌等部落，始終無法形成統一的力量，不具備對抗明帝國的強大實力；後來崛起的滿清勢力，原屬於歸附明朝的建州女真，利用明朝一再的戰略錯誤逐漸在東北壯大，但如果沒有李自成攻破北京、吳三桂獻出山海關，滿清最大的願景不過是和明朝可以平起平坐；近代對中國構成最大威脅的日俄兩國尚不成氣候，日本豐臣秀吉侵朝被中朝聯軍擊敗後，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進入閉關鎖國時代直到十九世紀中後期，而那時的沙俄帝國還叫「莫斯科大公國」；從海上來的葡萄牙、荷蘭等國，尚處於工業文明的前夜，而且國小力弱能夠派遣到東亞的軍事力量有限，對龐大的明帝國無法構成根本威脅。
就人類文明發展史而言，明朝處於最好的時代，面臨最好的發展機遇。然而，處在最好的歷史機遇期的明帝國卻並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地理大發現使得歐洲殖民者開始東來。全球化的進程帶來了人類財富的驚人增長，一個全新時代的大幕正在徐徐拉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反而開始落後了。中國落後是從明代開始的，它的落後與明代三個外交戰略的失策有很大關係。
麒麟外交 透支國力
1405年，明成祖命鄭和出使西洋。他率領27000多人，乘坐200多艘海船，從劉家港出發。到1433年，鄭和前後出使西洋共七次，經過了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最多、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歐洲國家航海時間早半個多世紀，堪稱是「大航海時代」的先驅。
（明代沈度作《瑞應麒麟圖》，描繪1414年鄭和下西洋時滿剌加國進貢麒麟）
鄭和下西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創舉，然而鄭和下西洋卻並未給明朝帶來經濟利益，反而讓這種厚往薄來的貢賜體系增加了明朝的經濟負擔。可以說鄭和下西洋既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也是一次失敗的教訓，它確實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壯舉，折射出了中國先進航海科技光輝，表現了中國古代人的偉大智慧，在中國航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是這次遠航並沒有將明帝國帶入一個全新的航海時代，而是帶回了不少麒麟，也就是長頸鹿。因此，有學者將鄭和七下西洋之旅稱之為「麒麟外交」之旅（鄒振環：《鄭和下西洋與明朝的麒麟外交》，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七下西洋與七次「麒麟貢」，即七次麒麟外交行為是連在一起的。這些長頸鹿有的是外國送的，有的還是鄭和自己在國外採購的，不管來源如何，一律將其稱之為「貢」物，貢即由下獻上，體現的是外國對明朝的景仰恭順之意，反正明朝皇帝高興。長頸鹿以麒麟之名進獻于朝廷，麒麟據說只有太平盛世才會出現，沈度在《瑞應麒麟頌》的序中稱：「群臣歡慶，爭先快睹。岐鳳鳴周，洛龜呈禹。百萬斯年，同聲鼓舞。……詠詩以陳，頌歌聖主。」
鄭和下西洋嚴重透支了國力，遠航的資源消耗非常巨大，就是明朝這樣的大帝國也難以承受。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推測，永樂期間，鄭和下西洋所費約白銀600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而這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鄭和下西洋終極目標是什麼？得到了什麼？鄭和下西洋的終極目標，一說是宣揚大明威德，《明史·鄭和傳》中記載：「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一說尋找建文帝，《明史·鄭和傳》中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另有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係等說法。
鄭和每次下西洋人數在27000人以上，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從沒超過300人。然而，應當看到，西方人開闢新航路，推動了世界全球化的進程，開闢了西方迅速致富的路徑，直接建立了新的世界體系——殖民體系，間接推動了條約體系的建立，為西方世界霸權的確立立下汗馬功勞。鄭和下西洋勞師遠征、嚴重透支國力，得到了什麼呢？沒有擴張一寸國土；在南海的海權沒有得到強化，鄭和下西洋一結束，南海的海上霸權拱手讓給了西方殖民者；沒有賺到一分錢，從此海外貿易的狀態還不如遠航之前；與即將到來的全球化進程沒有建立一絲一毫的關係，對基於海洋文明基礎上的世界新格局的建立毫無貢獻。湯恩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說：「他們本應該在葡萄牙人之前就佔有霍爾木茲海峽，並繞過好望角；他們本應該在西班牙人之前就發現並征服美洲的。」
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鄭和下西洋以朝貢貿易為主，「厚往薄來」、「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不符合現代商品貿易的基本規則，通俗點說就是賠本的買賣難以為繼。永樂大帝死後，朝中無數大臣以各種理由開始向明仁宗進諫，要求廢船隊，絕海洋。梁啟超評價鄭和下西洋，「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
厲行海禁 保守外交
在明朝初年，海洋政策存在著一個十分突出的奇怪現象，明成祖一方面大張旗鼓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卻是下令不許沿海軍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一方面是國家花費鉅資打造龐大的艦隊，另一方面則是嚴厲的禁海措施。這種政策與西班牙和葡萄牙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明朝，從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動是犯罪行為，民眾一出海便成為罪犯；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出海的罪犯因為有所發現而成了民族英雄。
明朝在鄭和下西洋（1405－1433）後實施海禁，並在北方修建明長城，常被視為閉關鎖國的表現。明代將「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制度實行了193年之久。海禁是明太祖制定的國策，與明朝相始終，即使在「隆慶開海」後，也未廢除。明朝實行海禁，主要有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原因：
從政治上來看，是犧牲社會活力來維穩。明太祖實行海禁，短期目的是防範張士誠、方國珍餘部來自海上的侵襲，及早期倭寇對沿海的騷擾。長期目的，則是吸取了元代滅亡的教訓，不欲民間百姓（也包括地方官員）通過海外貿易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作為造反者，朱元璋親眼見證過發達的民間社會組織對元政權造成的衝擊，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誠意伯文集》卷一）。
明的海禁政策十分嚴苛，不僅私人海外貿易被禁止，甚至出海打魚都成為非法行為。《大明律》對海外貿易有很嚴厲的規定，比如，私自將牲畜、鐵器、布匹等販賣至海外，「杖一百」；如果向海外販賣人口、軍器，要被處絞刑。與之配套的，還有許多臨時性政策，如明宣宗即位後，重申海禁，制定了新規，如首先告發他人私自出海，並屬實，可獲得被告發者一半的家產；如果有人知情不報，或者有關部門不能嚴厲執行海禁政策，則和私自出海者同罪。
從經濟上來看，是朝廷壟斷海上貿易與民爭利。明朝實行禁海，所謂「片板不許下海」，禁止的只是私人海外貿易，官方控制的朝貢貿易不受限制。宋代以農商立國，鼓勵以民間資本為主的海外貿易，經濟外交、民間外交、公共外交都空前活躍，宋朝開拓海外市場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明代與宋代促進民間海外貿易的傳統完全背道而馳，明代對外交往體現了空前的保守。
儘管海禁實施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走私和打擊海盜，但實際上，真正受到打擊的是本地漁業及國內的沿海貿易，所謂「倭寇」的主體，其實是靠漁業和對外貿易為生的沿海中國人，海盜和走私商人的活動反而因為海禁的存在，而更為猖獗，對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相當消極的影響。明代斷斷續續實施的海禁，對世界關閉了商品交易的大門，阻礙了東西方文化的正常交流，將自己和當時西方文明繁榮興旺的科技、文化發展隔離開來，這些政策對明朝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惡劣影響。
明代所處的時代，是世界海權張揚的時代，國家海權的強弱與國家發展能力與水準成正比。近代以來西方崛起的進程，實際上就是借助海洋、發揮海權效應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近現代史就是一部西方海洋文明不斷擴張、最終統治世界的歷史。新航路的開闢，為西歐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歐洲人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航海時代。
（清乾隆年間《天下全輿總圖》，有指為鄭和《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圖片來源：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Getty Images）
當西歐為了建立海軍不惜向威尼斯銀行家借貸時，鄭和被召回，兵部將鄭和船隊數十年捨生忘死才得到的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航海資料銷毀，任艦船在海港中腐爛，同時下令停止建造遠洋艦船。1404年（永樂二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將民間海船都改為平頭船，因為平頭船無法漂洋過海，所以這一政策從根本上也斷絕了民間的海外聯繫。繼之而起的是連續300年的明清海禁。中國人海洋大國意識一步步喪失在海禁中。
從15世紀末16世紀初開始，中國原有的輝煌的航海文明基因遭到了陸權文化的粗暴摧殘而中道夭折，與此同時，明清兩朝的閉關鎖國政策，徹底縛住了中華巨龍，使之陷入擱淺的困境，主動把廣闊的海洋讓予西方列強，而全然不知自身已陷入危險的境地。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終止，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明朝開啟了古代中國落後的歷史進程。儘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鄧小平說得好：「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
道德綁架 強硬外交
華夷秩序的天下觀是古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古代國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對外關係，這種意識形態在明代的影響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致在對外交往中，只能強硬，不能妥協；為了面子，寧可輸掉裡子。明代君臣把這同忠君愛國直接掛鉤了。
（影視劇《羋月傳》中的秦宣太后羋月與義渠國國王）
提到明朝，有一句很硬氣的話，叫做「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在實踐當中，明代的強硬外交具體體現在不談判、不讓步。明代外交背離了中國古代外交的許多傳統，比如和親的傳統。中國最強大的朝代漢唐時代都是和親大行其道的時代，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都是和親外交的千載佳話。明朝人的思想裡有一種「和親辱國」的意識，認為嫁公主給外藩是國家的恥辱。這個意識在之前其實是不深的，比如先秦時期，不要說和親了，就是太后都可以上陣的，秦宣太后羋月跟義渠國國王同居，還生了孩子。但根本沒人說什麼，秦國上下情緒相當穩定。這說明，兩者相互通婚根本不是問題。唐朝更是如此，因為李世民家本身就有胡人血統，嫁個女兒給胡人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明朝的國難土木堡之變，其導火索就是因為明朝不願意嫁公主，人家咽不下這口氣才打上門來。
明朝的外交泛道德化了，被道德綁架了的明朝，文臣們個個都是道德標兵。在這種情況下，「強硬」成了明朝外交的「底線」，皇帝不能遷都、戰爭不能談判、外交不能和親嫁女兒等等。一味強硬的外交極大地壓縮了對外周旋的空間。明朝滅亡，同一味強硬的外交分不開。
面對清軍大兵壓境，明朝有好幾次機會可以通過談判達成和解，但明朝的文官們唱高調，絕對不要談，誰談誰是賣國賊，皇帝也不敢公開提談判的事。崇禎皇帝曾經派兵部尚書悄悄跟清朝談判，消息洩漏之後，兵部尚書就被殺了，當時根本沒有人再敢動談判這個腦筋了。
面對李自成即將打進北京，崇禎想遷都。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庶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年。而大明的條件比那時強多了，地方比它大，物產比它豐富，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存在，南下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的情況尚好，安全不是問題。總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儘快動身為好。誰知，宰相陳演和絕大多數官員堅決反對南遷，認為撤退可恥。官員們唱高調唱了一個多月，李自成大軍此時已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禎終於忍不住了，毅然決斷：「不管他們了，這事我說了算，咱們立刻南遷！」大臣李明睿歎口氣：「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被打散了，北京城連只蒼蠅都飛不出。」
對外交往必須強硬，這是大明的底線，沒得商量。和親不行，談判不行，遷都不行，這都是辱沒列祖列宗，整個明朝已經被文官道德綁架了，在外交上根本沒有靈活處理的可能。可等李自成大軍或者清軍一到，這些唱高調的文官們倒是魚貫而出、排隊投降，請新主子儘早安排工作。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駐蘇利南共和國大使、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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