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南生（三策智庫授權轉載）
華夏中心主義，也稱為“華夏中心觀”、“天下觀”，發源於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佔統治地位的外交理念。自漢代以來，直到甲午戰爭失敗、朝貢體系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始終主導東亞國際體系，華夏中心主義始終是古代中國的外交指導思想。探討中國千年外交與華夏中心主義之間的關係，總結其歷史經驗和教訓，特別是明瞭其對中國當代外交的啟示，顯然不無意義。
先進的文明產生自我優越感和中心感
華夏中心主義認為中國無論在文化、地理還是政治方面都是世界的中心。華夏中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有著非常久遠的歷史背景，主要起源於地理上的中心主義。
上古時期生產力水準低下，然而生活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華夏族，憑藉地理條件上的巨大優勢，發展起了農耕文明，使得生產力和文明程度明顯高於周邊其他民族，率先擺脫了矇昧狀態。由此，華夏族在與周邊民族交往的過程中慢慢產生了自我優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識。
在人類史上，先進的文明產生自我優越感和中心感是一種非常自然的現象，無論是古希臘或是古羅馬都曾將外族視作野蠻人，居於中原地區擁有較高生產力的華夏族自然而然的也產生了自我優越感和本位意識，甚至對域外其他民族產生居高臨下的態度。《禮記》提出“北狄、南蠻、西戎、東夷”的說法，《孟子》中有“往中國而撫四”、“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的言論。在華夏中心主義的世界觀裡，華夏族聚居的區域被視為世界的中央，“中國”即中心之國、中央之國，較為偏遠的周邊各族則為“蠻夷”、“番夷”之列，兩者之間存在著文化高下差異之分，但共同構成“天下”，中國皇帝因而稱為“天子”。
自孔孟提出夷夏觀，漢代儒家學說成為正統以降，建立在地理中心主義上的文化中心主義也成了華夏中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華夏”與“蠻夷”的對立實際上並非以不同的種族為劃分基礎，而是建立在文明或者說文化的高下之上。古代中國以“禮”作為分辨“夷”與“中國”的標準，尊奉周禮或歸依儒家正統的夷者亦可視為華夏同類，否則便是夷。由此可以看出，華夏中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稱之為中國的“傳統民族主義”。
華夷秩序和朝貢體系主導古代東亞治理
“夷”在古代主要指東亞各國，華夷秩序，很大程度上是指華夏中心主義主導下的東亞國際治理。中國是東亞最大國家，古代東亞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相對獨立的東亞國際體系和秩序，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國際體系和秩序。所謂華夷秩序是指在華夏中心主義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以中原王朝為中心，存在於“中華”與“蠻夷”之間的古代東亞國際秩序。華夷秩序從漢代起開始形成，到明清日臻完善。
中國主導下的東亞國際體系與西方主導下的條約體系、殖民體系等國際體系不同，中國主導東亞國際體系約2000年，靠的是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而不是軍事擴張和經濟侵略。
“自古帝王君臨天下，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朱元璋《奉天討元檄》），從漢代到明清，曾被納入華夷秩序的國家數不勝數，從中亞到東北亞，從東南亞到南亞，甚至遠至非洲東海岸的城邦國家也曾隨鄭和船隊前來中國朝貢。各國派使臣帶著貢品來中國朝貢，有些國家甚至國王親自來中原拜見中國皇帝，而中國皇帝則對各國國王進行禮儀性的冊封，以提供執政合法性。當藩屬各國遭遇困難時，往往也會向中原王朝請求援助。清代時曾有“天子守在四夷”的外交戰略，確定以琉球守東南，以高麗守東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稱海外使者來中國為“萬方來朝，輸誠向化”。
朝貢體系的最終確立，使華夏中心主義的價值合理性與工具合理性統一起來。在這種體系之下，各國圍繞著中原王朝運轉，尤其是在中原王朝國力強盛的年代，這種體系大體都能維持國際上的和平。
中國從華夏中心主義出發，為華夷秩序提供了國際遊戲規則，這就是周禮。唐家璿主編的《中國外交辭典》明確說周禮是春秋時外交的“國際法”。古代中國對外交往中，華夏中心主義是國人第一位的共同的認同，是基本的世界觀，“禮”是國家間的主要規範，包含了精神層面的“禮義”和制度層面的“禮制”，反映了儒家“禮治”思想在國際治理上的擴充套件。古代中國在周邊區域主導的這套“國際法”在當時的國際社會具有規範性，為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我國國際治理歷史上的重要財富。
中國為古代東亞治理長期提供公共產品。至少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提供了朝貢貿易的制度安排。“在貢國方面，它們獲得的利益更多。它們的統治者由於皇帝的冊封，使它們的統治合法化，因而它們的統治在人民面前提高了。它們受到帝國的保護而防止外國的侵略，而且還可以在遭受自然災害時請求援助。由於朝貢，貢國從皇帝那裡得到豐盛的贈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被允許與中國進行有利的貿易。”（王鐵崖：《中國與國際法歷史與當代》，1991年《中國國際法年刊》第18頁）中國和古代東亞國際體系中的其他國家，由於利益的相互吸引，“通過封賞和朝貢貿易，朝貢國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中國換來的不僅是他們對自己宗主地位的承認，更重要的是，通過與周邊少數民族和鄰國建立穩定的朝貢關係，中國獲得了安定的周邊環境，從而達到‘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對於自古崇尚和平、安寧的中國人來說，利莫大於此。”（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第317頁）
二是促進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隋朝以前近300年四分五裂，中華大地上的任何政權受此牽制，不可能大規模、有成效地拓展域外利益。實現國家統一後的隋朝，擺脫了前朝的種種牽制，得以集中國力拓展域外利益，使中斷多年的絲綢之路恢復暢通。特別是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總領六軍親征吐谷渾，大隋拓地數千裡。吐谷渾東西四千裡，南北二千里。隋煬帝在吐谷渾故地置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興海東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實行郡縣制度管理，這是以往各朝從未設定過正式行政區的地方。上述四郡的設立，標誌著隋朝從吐谷渾手中奪得了當時通往西域的通道，絲綢之路得以暢通。
（唐朝的萬國來朝壁畫）
中國主導東亞國際體系時期，東亞各國政治實踐留下了華夏中心主義的深刻印跡。古代中國以孔孟之道為價值標準，對事物的評價始終牢牢堅持著這個價值觀原則：是否仁義。在漫長的價值觀外交的歷史上，古代中國曾多次扮演裁判者的角色——從突厥王朝的可汗人選，到番邦小國的是否遵禮，都在中央王朝的考核之中。
古代中國對外交往中擁有強大的話語權，在價值觀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從秦漢開始，朝鮮半島各國、日本、越南就接受漢字為書寫系統，接受儒學、漢語文學，並在此基礎上全面吸納中國思想文化。至隋唐以後，日本、高麗“文物禮樂，悉遵唐制”，東亞文化圈逐漸形成。東亞各國具有相似的政府組織形式、貢賦制度、法律思想與律令體系，都以儒學為官方意識形態，都尊奉佛教。
華夏中心主義深深植根於早期東亞國家的意識形態中，成為東亞體系得以維繫的深層原因。明代時，朝鮮統治者確定儒學治國為基本國策，“懷著一種在朝鮮建立僅次於中原大中華的‘小中華’之信念，要在朝鮮建設所謂‘東周’”（（韓）鄭容和：《從周邊視角來看朝貢關係——朝鮮王朝對朝貢體系的認識和利用》，載《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72-87頁）。明朝滅亡後，李氏朝鮮自認是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視清朝為蠻夷，並希望產生以朝鮮為文明中心的、新的華夏治理秩序。德川幕府時的日本自認為形成了獨立於中國朝貢體系的、包括朝鮮和琉球等在內的“日本型華夷秩序觀”；越南自獨立以後常以“中華”、“華夏”自居，打著“以夏變夷”、“改土歸流”的旗號出兵周邊國家和地區，迫使柬埔寨國王接受漢姓並將夷名“柴棍”改名“嘉定”，甚至視中國為北朝、自稱南朝，認為南北“各帝一方”。19世紀阮朝時的越南，受華夏中心主義影響，視歐洲人為蠻夷，在英國人請求定居、通商等時，阮世祖以“夏不雜夷”為理由拒絕。此“夏”已是越南自指。
古代中國在東亞治理中，努力盡到大國責任，使華夷秩序維繫了約2000年，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大國創下如此外交紀錄。由於中國的實力遠大於該體系中的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中國統一強盛時，中國為該體系中的一些國家提供安全保障。
例如，在歷史上，中國為保護朝鮮付出了巨大代價。唐朝、明朝和清朝曾先後三次應邀派軍隊入朝，與朝鮮軍隊共同抗擊日本入侵。663年6月，日本向新羅發起進攻，唐軍不斷增兵援助新羅，中日兩國軍隊在白村江江口（今韓國西南部的錦江）決戰。此役日本大敗。1592年和1597年日本豐臣秀吉，兩次派兵入侵朝鮮，明朝兩次派遣軍隊入朝作戰，豐臣秀吉戰爭期間死去，中朝軍隊在朝鮮南海海面與日軍大戰，將日軍幾乎全部殲滅。1894年，朝鮮為鎮壓農民起義請清政府出兵援助，日本則派出強大兵力企圖攻佔朝鮮，由此引發了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中國40萬陸軍潰敗，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和賠款。
甲午戰爭的失敗標誌著延續了2000年的朝貢體系的破產，日本取代中國，成為東亞體系的主導力量。
大國外交：警惕盲目自大和“ 面子工程”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從王朝國家向民族國家轉型，華夏中心主義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漸為近代民族主義所取代。
我們既要看到華夏中心主義在歷史上積極影響的一面：華夏中心主義通過華夏文化這一精神紐帶將中華民族融合在一起，擴充套件了中華民族的內涵，反映了中華民族異源同流的特點；華夏中心主義在民族危難之際能夠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華夏中心主義是中華民族自信的精神源流。我們也要看到其消極影響的一面。
華夏中心主義影響中國外交約2000年之久，即使中國早已進入現代社會，華夏中心主義早已進了歷史博物館，但我們仍不難發現其餘波的影響，仍能從中感悟到其對中國當代外交的深刻啟示：
堅持外交自信，警惕盲目自大。華夏中心主義為人所垢病的是這種思想帶給中國人的自大意識，華夏中心主義思想本身來源於自我優越感，很容易帶來一種盲目心理，特別是在與狂熱的民族主義結合之後，自信很可能演變為自負，甚至盲目排外。
（《大清一統天下全圖》，這張地圖以中國為中心，印度洋被稱為小西洋。1884年贈予美國紐約地理學會）
這種自大意識在近代曾被無限放大，有時顯得尤為可笑，封閉古老的中華帝國早已被西方列強甩在身後而不自知，依舊做著天朝上國的美夢。要看到，自古以來，中國歷史上不乏居高臨下看待外國人民和外國事務的現象。例如，清末西方地理知識傳入我國之前，國人一直認為世界是方形的，中原王朝的核心區域一直被認為是天下中心。利瑪竇曾描述他在中國見到的一張地圖，明帝國的省份畫在地圖中間，四周畫出的海中分佈著若干小島，這些小島代表著當時國人所知道的其他國家，而這些小島全部加起來的面積還沒有中國最小的省大，這清楚地反應了以華夏為中心的地理觀念。
即使中國外交史上的一些傑出人物，對外國的有些認知，也不乏盲目自大的現象。例如，所謂“西學中源”說就是認為西方文明乃是源自中國，是中國古時流傳到西方而發展起來的。曾紀澤就認為歐洲的學問乃是由老子傳過去的，因此才能從野蠻人變成今天的文明社會（曾紀澤：《使西日記》）。黃遵憲在《日本國誌》一書中宣稱：“餘考泰西之學，其源蓋出於《墨子》”，並指出西方國家人人有自主權、愛鄰如己的社會風氣、獨尊上帝的宗教思想和機器裝置的精良分別由墨家的兼愛、事鬼和《墨子》兵法等學說發展而來。康有為走得最遠，公開宣稱“外國全用孔子制”。“西學中源”說是一種經學術包裝的自大意識。
一段時間以來，隨著國家持續崛起，特別是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並不斷縮小與美國的差距，中國社會在洋溢著自信、喜悅的同時，一些人亦隨之滋生了盲目自大的民粹主義情緒，並日益由自信滑向自負，在輿論上片面誇大今天中國的成績，無視中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與此同時，“美國嚇尿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嚇怕了”等，種種論調不斷為這股情緒打雞血。不論是《厲害了，我的國》還是“中國全面超越美國”，都是高估今天中國的實力，為民粹民族主義浪潮推波助瀾，不利於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
堅持做負責任的大國，警惕透支國力。歷史上，中國作為東亞國際秩序的主導國家，盡大國責任，為保護朝鮮付出了巨大代價。1592年至1598年，在長達七年的抗日援朝戰爭中，中朝軍民粉碎了豐臣秀吉吞併朝鮮的妄想。日軍撤退後，中國援軍也跟著撤退。這次抗日援朝戰爭，明朝損失至為慘重。《中國曆代戰爭史》說：明朝第一次援朝出兵74000人，損耗25000人；第二次援朝出兵117000人，損耗58700人；運往朝鮮之軍糧，有記錄可查者，達67萬5千餘石。又據《再造藩邦志》載：是役明朝徵南北兵達22萬5千餘人，費糧銀近600萬兩，交易米豆銀又費300萬兩，實色木色銀米10萬石（《中朝關係通史》第320頁，吉林人民出版社）。這是歷史上國與國之間，最標準的無私援助，中國將士的鮮血，灑遍朝鮮半島，而一無所求。毫無疑問，明朝這次抗日援朝，嚴重透支了國力——“朝鮮戰爭與明朝的滅亡實在大有關係”（王伯祥、宋雲彬：《開明中國歷史講義》第253頁，新星出版社）。努爾哈赤領導的統一的女真崛起，女真成為大明煩之又煩，卻揮之不去的噩夢。對朝鮮而言，徹底失去了對女真的控制權，雙方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後金（清）取代明朝成了朝鮮新的宗主國。
堅持掙足面子和裡子，警惕掙了面子輸了裡子。裡子形象和麵子形象的有機統一才可構成完整的國家形象，成功的外交應該是既有面子，又有裡子。然而隋朝外交好面子，卻丟了裡子。西域平定後，隋煬帝大肆招商，命令西域商人所經過的地方郡縣要免費招待，走時還要給予大量賞賜。大業六年（610年）正月十五，他在洛陽端門盛陳百戲，迎接西域諸胡酋長，前後達一個月之久，音樂聲傳數十里，通宵達旦，費用無算。隋煬帝特頒聖旨，要求裝點市容，店鋪整齊劃一，帷帳盛麗，人穿華服；賣菜的地方要鋪上昂貴的龍鬚草編的席子，街道兩邊樹上也要披綢掛緞裝扮得五彩繽紛。諸國商賈經過，酒店老闆要邀入進餐，吃飯喝酒不要錢，還要謊稱：“我朝富裕，客人吃飯是向來不收錢的”，於是“胡客皆驚歎”（《資治通鑑·隋紀》卷181）。但隋煬帝這般苦心造就的“面子工程”，終究還是被人看出破綻來。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樹木都用高階綢緞包裹，就說：“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體的窮人，為什麼不把這些布給他們做衣服，卻用來纏樹？”可見隋煬帝此舉，無非是想向四鄰誇功顯富，炫耀政績而已。但“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內之敗”，如此濫賜橫賞，最終還是要轉嫁到百姓頭上。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院長、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駐蘇利南共和國大使、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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