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戲院裡呼喚愛情
我相信電影是夢工廠，我更相信電影院其實是愛情工廠。
有的導演在銀幕上編織愛情，在銀幕下追求愛情；有些觀眾看著電影想像愛情，但是有多少人在電影院裡遇見愛情？我是少數的幸運兒。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天，陰雨，我帶著一身疲累，從高雄搭飛機回到台北。前一天晚上，張毅執導的《我這樣過了一生》在金馬獎中大獲全勝，我卻也比多數的電影人早了三小時，就知道了得獎名單。
那一屆的金馬獎在高雄舉辦，搭機南下採訪時，遇上了那時的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宋楚瑜，下了飛機後，他立刻請總幹事江奉琪招呼隨行的記者吃飯，簡單聊了一下他的電影想法。金馬獎從他擔任新聞局長開始，有了國際視野，他的即時關切，讓我看見了一位政治人物在小處上的用心與用力，當然，他的機伶也讓他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得著了一小塊版面（那還是報禁的年代，能在三大張的版面上擠得分寸之地，意味著影響力持續發酵）。
吃完飯，我就直奔典禮會場，但是時間尚早，表演節目還在彩排，閒極無聊，轉身就到典禮會場四周閒逛參觀，不料，卻在隔壁大樓的會議廳外，撞見了金馬獎評審們推開大門，要去上廁所。
開門相對，目光相遇的片刻，大家都是吃驚的。多數評審們都認識我，只是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記者，我當然更沒料到就這樣「瞎貓」碰上了死耗子，我隨著評審上廁所，轉身就看見了那一屆評審團主席徐立功的鐵灰臉色，不知情的人會以為是他放了消息給我，讓我跑到獨家新聞，我的出現，讓他百口莫辯，果然，第二天有位在媒體工作的評審，就在報紙上指控評審結果外洩。
這種微妙與敏感，我不是不明白，但我完全不想理睬這些情緒，我黏上了新聞組人員，就在他去影印得獎名單時，瞄見了所有的名單，也快速影印進了我的大腦之中，隨即掛了電話，向等待名單的報社內勤主管報告結果，早點規畫版面。
那時候，沒有新聞台，也沒有SNG，更沒有網路即時新聞，當時的老三臺：台視、中視和華視的電視新聞極少報娛樂消息，我比別人早了三個小時跑到這條獨家新聞，在第二天見報的版面上卻也很難顯示記者勤奮的戰功，除了暗爽，別無是處。面對其他不知情的記者同業和電影人，我沒有向任何人透露結果，但卻讓我得以不慌不忙，冷眼看著得獎人或失利者的狂喜與失落。
那一屆金馬盛會上，張毅先和妻子蕭颯領取了《我這樣過了一生》的改編劇本獎，就留在後臺接受記者訪問，接著是楊惠姍也得了最佳女主角獎，她來到後臺時，眉開眼笑地迎向張毅導演，要分享得獎喜悅，但是蕭颯卻搶先一步，擋住了她。
那一年的獲獎，讓楊惠姍成為金馬獎影史上第一位連莊影后。前一年她在《小逃犯》和《玉卿嫂》中表現優異，只因為在《玉卿嫂》有姊弟戀的抬腳情欲床戲，先是被電檢委員刁難，在金馬獎的評審會議上，也沒有獲得應有的肯定，但是楊惠姍清楚知道因為張毅，因為《玉卿嫂》，她再也不是過去的那位豔星了，所以她珍惜與張毅的合作情緣，更加投入《我這樣過了一生》的角色，不惜增胖三十磅，不惜化老妝，這一回的得獎，再無爭議了。
那時候，楊惠姍與張毅的戀情尚未曝光（雖然早在《玉卿嫂》拍攝時，風言耳語早已傳遍現場），但是蕭颯挺身而出，攔住楊惠姍，擋在張毅面前的身影，卻已說明了，這一切，她心知肚明。
得獎是喜事，況且是共同合作的作品，但是宣示「主權」卻也是一位妻子必要的行動。不愛寫八卦消息的我，當時就站在蕭颯身旁，清楚目擊了她的動作，也從中讀出了她要傳遞的訊息，但我只有歎息一聲，未向報社回報這一段後臺交鋒的微妙，也沒有寫下一字一句的後臺紀實。畢竟一切尚未到攤牌階段，那個晚上，該讓《我這樣過了一生》的工作人員享受他們的汗水果實的。
或許因為知情，或許因為選擇了不寫一字，那天晚上我沒有參加中影的慶功宴，雖然選擇了沈默，心頭卻有著功名虛幻的空乏感，說不出的惆悵與黯然。第二天早早就告別高雄，回到台北，時間尚早，不想先進報社，於是就轉往統帥戲院去看一場金馬國際影展的電影。
統帥戲院坐落於台北市中山堂旁，武昌街上的一幢商業大樓裡，那幾年，電影資料館曾在那家戲院陸續舉辦過「世界名片大展」和「金馬國際影展」，不少年輕學子就透過那一場又一場的經典名片，認識大師、認識電影。那一天，我看的到底是哪部電影？其實早已忘了。隱約之中，不是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塞瑟島之旅（Taxidi sta Kythira）》，就是盧．貝松（Luc Besson）的《最後決戰（Le dernier combat）》。
因為，我根本沒在看電影，我在看著我身旁的一位女孩。
一年前，我就見過她。她曾經在金馬國際影展辦理預售票時到場幫忙，彼此照過一面，我不知她的名姓，也沒有向任何人打探她的消息。然而，她的瀏海、耳環和青春，就像一朵雲在我眼前飄過。
我們隔了一年才又相遇，那次見面後的一年又五十四天後，她成為我的妻子。你可以想見，統帥戲院在我的生命中何其重要。
入選金馬國際影展的電影都很藝術，不太容易親近，卻是一九八○年代初期，還在戒嚴氛圍下的台灣孩子，可以附庸風雅的藝文「美容」機會。你只要言談間，或下筆時夾雜幾句高達（Jean-Luc Godard）、楚浮（François Truffau）、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或柏格曼（Ingmar Bergman），就算前衛騷客了。作曲家黃舒駿就曾告訴我，當時他還是臺大學生，一聽說有柏格曼專題影展，大家都會趕去朝聖，苦K柏格曼電影，明明看沒多時就睡得死去活來，明明劇情悶到快要吐了，散場燈光一亮，卻能如夢初醒，還要一知半解地大談特談柏格曼。
那天，電影都已經開演了，那位一年前見過面的女孩才摸黑走了過來，坐在我的右手邊第二個座位。頓時，心情忐忑起來，一年前的美麗印象立即浮上心頭，我再也難專心看電影了……不多時，我就發現身旁的女孩好像睡著了，戲院裡多數的人也被遲緩的劇情給催眠了，心神不寧的我，不時把眼光瞄向身旁猛點頭打盹的女孩，嘀咕著：「喂，妳幹嘛來戲院裡睡覺啊？」
時間悠悠流逝，電影院終於亮燈，戲散了，她站起身來，自如地走回影展特刊的銷售攤位坐了下來。原來，她是來影展打工的工讀生，但是沒支薪，只因為主辦金馬國際影展的電影圖書館館長徐立功就是她的舅舅。
我在攤位前徘徊了兩圈，終於斗膽上前，約她去喝咖啡。她抬頭看看我，淺淺一笑說：「好。」走出戲院，附近只有一家知名作家常聚會的明星咖啡廳，那是台灣文學發跡的一個聚寶盆，我欠缺文學才情，在那兒孵不出一個字來，但走進明星咖啡廳後，她和我的歷史就此改寫。
多年後，她才告訴我：「前一年，我聽到了一個很好聽的男聲，於是就跑去看看說話的人。沒想到是個矮胖，頭髮又少的『中年人』！」第二年，她才又聽到同樣的聲音，於是抬頭再看了一眼，想要聽這位歐吉桑要說些什麼話，完全沒想到這輩子會和他生活在一起。
年輕歲月，誰不曾呼朋引伴，約看電影，不知有多少人曾經在電影院裡呼喚愛情，不知有多少人想利用黝黑的戲院環境，偷偷去碰觸愛人的小手……那時候坐在電影院中的我們，手肯定比眼睛與心靈都更忙碌。手在暗黑中試探著欲念，在對方輕允下開始層層轉進，每一回的試探或掠奪，不論是拉手，握肘，摸膝，蹬腿，夾腳，微踢……雖然都曾經讓人心悸，但是多數的故事最後卻都只成了回憶。
每回，我告訴朋友，我是看電影時認識妻子的，大家都雙眼圓睜，不敢置信。其實，最大的驚嚇是我自己，進入報社以後，看電影一直是我的主力工作，怎麼可能，我的婚姻和家庭來自電影？偏偏，Life is a miracle。
三十年來，身旁的女人還是常常看著看著電影時睡著了，她總是振振有辭地說：「會讓我睡著的電影一定是悶片，藝不藝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不賣錢的。」她說得很準，幾乎不曾失靈。
三十年來，她早已習慣陪我，就算一天看四部電影也不厭煩，唯一沒變的是她和以前一樣，還是叫不出明星名字，也經常搞混了電影片名及故事。我則是一直沒有忘記銀幕光影投射在她臉上的那副安詳睡容。
統帥戲院早就結束營業了，幾次易主，年輕的朋友根本不知道這個消失的地標了，更無法想像在那個暗黑的戲院空間中曾經有人如此呼喚過愛情。二○一五年初春，一位讀過我文章的陌生朋友告訴我：「統帥戲院的舊址，現在已是一家銀行了……但依稀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氛圍。」
除了呼喚愛情，其實，還有更多人在電影院裡呼喚著欲望。
不尋常的欲念攫住了我
洶湧、強烈、酸澀
──王家衛，《穿越九千里獻給你（I Travelled 9000 kilometers To Give It To You）》
侯孝賢、蔡明亮和王家衛三位導演都搭上過《浮光掠影：每個人心中的電影院（Chacun son cinéma ou Ce petit coup au coeur quand la lumière s'éteint et que le film commence）》的時光列車，以三分鐘回憶在電影院中曾經有過的吉光片羽，只是各自停靠的站牌並不相同，侯孝賢與蔡明亮從吃食映照了時代與家族，王家衛則是用手勾描了欲望。
王家衛的手痕，比較接近我的青春記憶。
王家衛這部短片《穿越九千里獻給你》中，透過范植偉和張睿羚在映演高達電影《阿爾發城（Alphaville, une étrange aventure de Lemmy Caution）》的戲院中，手腳探索著，磨蹭著，那是青春男女經常在電影院中上演的激情戲。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迴盪在空間中，那是大提琴演奏家右手拉弓，左手按弦，激情地演奏著，但那不是沒頭沒腦的樂音，那是演奏家的手在召喚著愛人的手：一雙雙忙碌的手，一雙雙不安分的手。
至於豔紅的座椅椅背，則是替少年男女的初戀夢想，留下了最輝煌的夏日色彩記憶。電影院始終是火熱，令人汗流的季節。
---本文摘自《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一書，逗点文創結社
我們不能錯失的歷史時刻，他在現場──
在戲院邂逅愛情，影展常見的陌生人，最後成為自己一生的伴侶
台灣重量級電影記者藍祖蔚三十年記者生涯，首部自傳文集
人情、眼淚，以及不輸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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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第一位在五年內跑遍坎城、威尼斯、柏林、東京、聖莎巴斯提恩和奧斯卡獎現場的記者。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的時刻，他在現場。
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在坎城影展備受觀眾冷落的時刻，他在現場。
侯孝賢以《戲夢人生》陪著阿公李天祿上台領取坎城影展評審獎時，他在台下。
徐楓以製片人身分上台領取《霸王別姬》坎城金棕櫚獎的時刻，他站在最近的位置，見證了歷史的榮光。蔡明亮、楊德昌、葉鴻偉、賴聲川、林正盛等導演在東京影展上台領獎的時刻，他一字一句寫下台灣人的驕傲。他在《策馬入林》的拍片現場認識王童導演，一路採訪導演如何從最陽春、最艱苦的《稻草人》《香蕉天堂》拍攝環境到終於可以重建一個時代的《無言的山丘》，見證導演的上海影展大捷。在王童獲得國家文藝獎之後，王童寧可等兩年，也要等到藍祖蔚替他寫成《王童七日談》訪談錄。
很多人都說，讀藍祖蔚的電影文章長大的，因為他寫了三十年。很多人也都曾在廣播節目聽到他最溫柔的聲音，討論著中外電影，同時一首接一首地放電影音樂。但，記者人生與廣播人生，從來不是他一早就寫在生命中的劇本章節。
一切都只是偶然與巧合，他只是多加了「認真」這一味。
因為他是台北西門町長大的孩子。
得地利之便，四歲開始看電影，一看半個世紀。而且看過的，多數都還記得。
在報紙只有三大張的報禁年代，他最先看的總是影劇新聞。
他是個早早就「與電影握手」的孩子。
害怕被電影人笑，害怕被讀者盯。
他總是早早一頭鑽進電影世界，努力做足功課……然後，
有一天，電影的膠捲記憶，就滑進了他的稿紙，
有一天，電影的聲音記憶，就成為他訴說夢想的背景音樂。
三十年前，還沒有重視勞動工時與勞動人權的時刻，他與那個年代的記者一樣，享受犧牲，犧牲享受。只因能與電影握手，不但有光有熱，還有無窮盡的夢想。
他覺得，那就是幸福。
記者，既是旁觀者，又深陷其中。一切都是為了難得碰觸，吉光片羽的美好。做為一名影迷，到後來的專業電影記者，藍祖蔚透過動人文字與獨家影像，將自己寫成一座橋，為曾在電影院「黑盒子」裡呼喚愛情、欲望與夢想的好男好女們，即時留住略過心頭那一瞬的UNFORGETTABLE MOMENTS。
「那是新聞前線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的競技場，台灣影劇記者絕對不是只會寫花邊新聞的一支軟筆，更不是只會照抄片商新聞筆的文抄公而已。差別在於我們寫的是中文，外國人看不懂，也看不透我們的文字功力，但又如何呢？得失寸心知，專業不輸人，八卦亦不輸人，也就夠在夢中回憶了。……看過，卻沒忘記。感謝恩仇，感謝讓我流汗與流淚的青春。」 ──藍祖蔚
藍祖蔚
從小在西門町長大，得空就去看電影，迷死了電影。
一度，因緣湊巧，進入中央電影公司擔任製片部經理，拍了林正盛導演的《美麗在唱歌》（得到東京影展女主角獎）和蔡明亮導演的《河流》（柏林影展評審團大獎）。目前，得空時在台北愛樂電台主持「電影最前線」。有個部落格，叫做「藍色電影夢」；有個廣播秀，叫做「藍色電影院」。日子都是藍藍的，日子都繞著電影轉。不管工作如何異動，對電影的熱情依舊在文字和聲音的工作中持續著。
部落格「藍色電影夢」：4bluestones.biz/m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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